第五部分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第27节 育英学校的怪现象

因为学生是陆陆续续来的，育英学校开始连年级都不好分。50年代初，分了从1到14班，数越小的级别越高。班与班之间有的差半年，有的差几个月不等。　　张纪宇的亲身经历是，到校先在最大数的14班。观察了几天，校长韩作黎找他谈了一次话，又委托一个老师测验了一下，感觉他和哪个班的水平接近，然后根据他的情况，给他调到了4班。　　“直到我快毕业时，学校才根据哪几个班的水平差不多，合成为一个年级。我们那个年级包括了3到7共5个班。我印象这种情况大概就是从此刻才有所改变，分了年级，逐渐规范化了。在临近毕业时，我们不仅分了年级，同时又分了男女班。”　　刚到万寿路时没几个班，各班学生也少，一个班的男生一间大房间就住下了；女生也大致如此。也许是因为老房子是日本人建的，都不高。宿舍里每人一个放衣服、杂物的小柜子，都是推拉门的。睡觉的床是铁制的上下床，钢丝拉簧的，上面铺着厚厚的棕垫。　　吴陕立说：后来盖了宿舍楼，男生在一层，女生在二层。洗澡的时候，由老师看着，男生在一边，女生在另一边。学校还是比较重视学生培养劳动观念的，洗澡堂里用的木拖鞋，是高年级的同学自己动手钉做的。　　一分男女班，自然而然容易孳生男女有别的观念。但毕竟有过革命大家庭这重关系，“别”得不像社会上那么厉害，但男女生兴趣还是不太相同的，玩不太到一块儿。　　在育英学校，有些后来其他学校几乎没有的怪现象，一是每个班的学生年龄参差，有的悬殊很大;再就是有些同在此校的亲姐妹或亲兄弟，或姐妹、兄弟在同一年级；或妹妹、弟弟在高年级，姐姐、哥哥在低年级。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许多孩子出生在老家或老根据地，有的一直被寄放在老家；有的在长征时，交给了原根据地的老百姓收养，因种种缘故他们没能及时上学。而他们的妹妹、弟弟则出生在陕北根据地，或早些时候被接入根据地，到受教育的年龄就上了根据地自己办的学校。　　新中国成立，诸事安顿后，一些中共的领导人，才考虑寻找那些交给老根据地老百姓抚养的孩子；或接回寄养在老家的孩子。那些当姐姐和当哥哥的尽管年龄大，却得从一年级开始读起。　　父亲在香港从事地下活动的李万邦，姐夫是在新中国成立初给毛泽东当保健大夫的王鹤滨。他从老家投奔姐姐，进育英学校时，就和先到根据地的妹妹同年级；而小他好几岁的弟弟才比他低一级，和毛远新同学。　　毛泽东家也出现了这种现象，但他家的情况与其他人家又不同。　　李敏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生于1937年，比同父异母的妹妹李讷大3岁。她在4岁那年，被毛泽东送往苏联，和生母团聚。1946年因病长时间脱离工作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王稼祥到苏联治病，他发现贺子珍母女在苏联的境况相当不好，经请示毛泽东后，在自己归国之际，偕她们而行。　　那时李敏还叫“娇娇”，和母亲回国后，一直滞留在哈尔滨。直到1949年，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来东北，才带着贺子珍和娇娇一同去北平。　　然而，当她们到天津时，有两个干部模样的人上了火车，他们找到贺怡，向她表明是代表组织来的，组织的意见是只能一个人带娇娇进北平，否则按党的纪律处治。意思很清楚，贺子珍不宜进北平。留在天津的贺子珍后来随谭震林南下到了浙江，继而转到上海，当了一段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娇娇由姨妈贺怡带到北平，送进了香山双清别墅。据贺子珍的侄女，即贺子珍的兄长贺敏学之女贺小平回忆：性格也十分刚烈的贺怡，在把娇娇交给毛泽东的时候，曾向毛泽东提出要为自己的姐姐讨个说法，毛泽东的回答很有中国寓蕴，让人听着既有两分哀怨，又有三分满足。贺怡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回到父亲身边时，李敏已在异国他乡漂泊七八年了，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母语，所以回到祖国必须补上母语这一课。像她这样情况的，在中共领袖子女中还真不在少数。到育英小学后，李敏也要从头学起，比同父异母的妹妹李讷还低一年级。和其他比自己妹妹、弟弟年级低的姐姐、哥哥不同的是，李敏受过教育，所以只学习语文，其他课程不必重复。　　因为她比同班的同学明显地大一些，中国话又说不好，有时词不达意，听着怪别扭的，就比较引人瞩目。也正是因为年纪稍长，她比较关心弱小的同学，常常扮演保护神的角色。有一次，她看见一个男同学欺负女同学，便挺身而出制止说：“不要欺负我们闺女！”　　不料，她话一出口，引来周围同学一片笑声。同学善意地告诉她，“闺女”是大人称呼孩子的，或专指未婚的成年女子，孩子不会自己叫自己“闺女”。有了这一次经验之后，只要她说话同学发笑，她就要刨根问底地弄个明白。这样一来，她中文学习进步得很快。不久，她可以结结巴巴地与人沟通语言了。因为育英小学的历史短，最高不过三四年级，她就转到有五六年级的八一小学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