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曾断言：“达到一个文化核心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肚子。”迄今为止，我以为“吃”是汉语里最复杂的一个字，“吃”远远超过了食文化的范畴，它涵盖了中国文化中所有的秘密。在中国，“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如雷贯耳，堪称天条，它把“吃”从食文化的核心上升到了“国教”的高度，它像一只看不见的铁手，操控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运行轨迹，捏造出中国人特有的人格和国民性。中国食文化是中国历史的独特视角和显微镜，用它来一照，所有的历史氤氲都烟消云散，所有的波谲云诡、秘而不宣都无处可藏，现了原形，所有的不可理喻都有了存在的合理。

我越来越对“民以食为天”这个天条产生了怀疑。我以为这句话颠倒了主语和宾语的位置，这一不易察觉的错位，导致了中国文化和现代文明的阴差阳错、南辕北辙，中国所有不可理喻的事情也都因此而名正言顺。

我以为，中国博大精深、夜郎自大的食文化只是又一件迷人的“皇帝的新衣”！在它眩目而迷人外衣之下，在它快乐、麻痹而不能自拔的感官刺激之下，蛰伏着的是一张血盆大口——吃人！我以为，在中国，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吃”出来的，吃祸猛于虎！

但我痛切地感受到，要探讨和论证这个秘密，却绝非易事。中国食文化博大庞杂，它和地理、物产、医学、营养学、民俗、礼仪、政治、历史、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哲学等密不可分，从任何一个点切入进去都盘根错节，简直如入迷宫，如临深渊。仅仅看一遍中国十多大菜系和不计其数的地方小吃的菜谱，也要奋斗终身；如果要增加一些感性认识，每一道菜肴品尝一次，没有腰缠万贯的家产和毕生精力的投入，也是枉然。

中国食文化的玄妙，就像中国菜肴一样，各种味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渗透，很难把它分离开，理出一个头绪来，所以我反思中国食文化，也就像一个蹩脚的厨子加工一道复杂的菜肴，原料、佐料一大堆，什么味道都想要，什么原料、佐料都往里面扔，最终不可救药地搞成一锅“乱炖”（东北名菜，以制作随意，味道古怪闻名。）加上在整个过程中，一日三餐，餐餐都有嗅觉、味觉的刺激和快感轮番侵袭、贿赂和瓦解我原本就很脆弱的味觉和肠胃神经，感官冲击始终和理智胡搅蛮缠并常常占据了上风，以致于我像一个被击中了软肋、解除了武装的斗士，几欲崩溃而放弃；以致于我在反思食文化时，个别章节居然写得像表扬稿——看来，还是应了中国那句老话：“吃了别人的嘴软。”所以这本书对于目前的我而言，即使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充其量也只是一部半成品。要彻底搞清中国的食文化，也许需要100个形形色色的持证专家、学者持续不断的努力。

中国最不缺的就是美食家，但他们大量关于“吃”的文字，无非是用象形文字的游戏和张力来缅怀和延续味觉的快感，类似于优雅的“反刍”，始终没有跳出口腔阶段，始终找不到一个理智地看待中国食文化的美食家。所以，所谓美食家，不过是一些才华横溢的品酒吃肉之人！

中国食文化的危害如此严峻而紧迫，以致于我这个学识欠缺、而又有一腔热血的无证作家都按捺不住，就像一个赢弱之人看见一堵倒向人群的墙就冲了上去，既是奋不顾身，又是自不量力。——无知者无畏，皇上不急太监急，我是准备献身了。

我第一个“跳出来”讨伐中国食文化，绝对不是表明世人皆醉独我醒，而是因为味觉的超强逞能，在理智麻痹之前的本能反抗。也是为了引起众人对中国食文化反思、警醒、澄清、扬弃的注意。我以为，一个人想要获得灵魂自由，首先必须摆脱味觉的囚禁。

一个健忘的、不善于总结和汲取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非典”灾难之后，中国人的确亟需一次关于中国食文化的反思，这就是我的尝试，尽管我知道，要改革中国人的食文化观念，犹如螳臂挡车、虎口夺食一样艰难而危险。

这一锅零乱的、不伦不类的“乱炖”，我姑且做之，大家姑且尝试。如果你能够品出一丝别样的味道，那将是我意外的惊喜。如果能够因此稍微收敛一下自己的肠胃，稍微关注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关爱自己，关爱他人，关爱一切生命及生命家园，那将是我的莫大幸福。我以为，什么时候中国食文化能够回归到“食以民为天”应有的位置，则你我幸甚，民族幸甚，时代幸甚，地球幸甚矣！

编者的话之所以选择《“吃”垮中国？》作为书的名字，又加上一个大大的“？”号，大概有两个原因：其一、“吃”真的能把中国这个泱泱农业大国“吃”垮吗？这是读者需要自己细嚼此书，寻找答案。其二、“民以食为天”这条千年古训，要不要做些新的理解，增加新的内容？这也是作者愿意和大家共同探讨的。

书名固然有些玄异，无非是想引起读者注意，产生好奇，多一些联想。

中国的食文化源远流长，不乏历代出现过众多美食家、品尝家，也造就了诸如“满汉全席”这样豪宴大餐。不客气地说：要想吃，到中国来，绝对不会让你失望。“保证让你吃着碗里的，看者锅里的。”为什么中国的饮食如此得到世界宾客青睐，使之不远万里。吃一吃北京全聚德的烤鸭、天津的狗不理、上海的本帮菜、广东的生猛海鲜、湖南的湘菜、四川的麻辣火锅，无非是认同中国的饮食，比起西方国家的汉堡、比萨、麦当劳、肯德基好吃，有滋味。

的确，中国的饮食，从色、香、味到烹、蒸、烧、烤、腌都堪称世界一绝。在组织选料、烹制更是精益求精。确切地说，在“吃”方面中国领先于世界，站在世界“吃”的前沿。

虽然“吃”可以得到口腔的快感，满足口腹之欲。但作为一种食文化，或叫作食文化现象，确实值得我们沉思、细考。由“吃”引发的祸害屡见不鲜；由“吃”引起的餐桌争斗、大动干戈的例子不绝一耳；由“吃”造成的行贿受贿案件数不胜数。真是吃坏了党风，吃坏了胃，吃风危及全社会。

“吃”能危及社会，听着有些耸人听闻，但“吃”确实潜移默化地吞噬着我们的肌体，销蚀我们的意志，解除我们的斗志。

如果这样，就别吃了，那怎么得了！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吃”补充了人体所需能量，摄取食物中营养，使人健康、精力充沛地生活，这是“吃”的功劳。“吃”讲究科学、艺术、品位，无可厚非。因噎废食把一切罪恶都往“吃”上推，难免有些偏面。如能把“吃”和中国食文化联系起来，辨证看待问题，分析“吃”和“滥吃”、“瞎吃”其中的隐秘及心理动机，正确反思和剔除中国食文化中糟粕和不健康的东西，矫正社会上的浮夸铺张和大口品尝珍禽异兽的行为，还它们一个生息繁衍的空间，中国的食文化会有一个大的进步。

以“食”为鉴，解读中国食文化历史，从中透视国民性、人格化以及现实中的一切，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建立健康、文明的中国食文化，这也许是我们编辑这本书的初衷。

饥民：吃出来的国民人格饥饿一旦成为我们的基因，渗入我们的血脉，铸造了我们的性格，那么我们对世界上的一切就采取了“吞下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也不管它能不能消化，先一口吞下再说，哪怕被撑死，有名言为证——“要死也落个饱死鬼”。“吞下主义”会让人丧失理智。饥饿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即使早过了饥饿年代，甚至已经是营养过剩，我们仍然是这种饥民性格、饥民作风和饥民文化，这才是最致命的。形形色色的“饥饿后遗症”仍然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既有饥饿的尖锐记忆，又有“民以食为天”的蛊惑，中国人的味觉和肠胃系统异常敏感和发达，中国人的口腔一刻也难于停止运动，形成了习惯。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的日常生活就会发现，但凡餐厅、婚宴等场合，总是人声鼎沸，欢声笑语，碰杯猜拳，不绝于耳，以致于中国人的那种热闹不能称为兴奋，而应该叫亢奋。很多外国人到中国餐厅吃饭都很不适应。在中国，任何事情到最后都演化成了“吃”这种仪式，连死人也不会放过。

我们除了正餐时候大吃特吃，在工作、开会和学习时候也几乎是人手一个茶杯，汲汲溜溜个不停。我们可以常常在电视新闻上看到，在很多开会的场合，除了人手一杯，还有矿泉水、水果、瓜子甚至各种糖果和糕点，让外国人百思不得其解。

很多地方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在接待老外时常常是谈判还没有开始，一场接一场的宴席就先摆开了，没有时间和效率观念。必要的接待是可以的，但过于铺张就会引起外商的反感：我是来谈生意的，我又不缺饭吃。纯粹拿别人当灾民了。再说，别人可能会担心，我投资了会不会也被这样吃掉？

在西方琳琅满目的商店、清净的餐馆和空空荡荡的机场里，那争前恐后、挤作一团的一定是中国人，而且是见多识广的上层精英，他们已经移居到物质天堂，他们大多有体面的职业和不菲的收入，他们还在争抢什么呢？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多次发生“抢购风”，人们提着现金跑到商场和粮油店疯狂地抢购能够抢到手的一切，有很多东西其实根本就用不上。我们进餐时抢，乘车时抢，入学时抢，参军时抢，分配时抢，转正时抢，提干时抢，农转非时抢，知青进城时抢，出国时抢，评职称时抢……我们像蝗虫一样争抢着眼前的一切，即使这些东西都已经过剩，我们还是要抢，就像一些暴发户买来“茅台酒”，喝一口吐一口。

这些都是“饥饿后遗症”的表现，是心理上的饥民，拿当代最出色的写食主义者沈宏非那句标志性的“自供状”来说，就是：“我是个很馋的人，我是个吃饱了依然很馋的人。”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和社会风气。在历史和现实中，中国的商人最擅长的是投机倒把、囤积居奇而不是创新和开拓，企业对所有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采取的是掠夺式开采，官员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而巧取豪夺，政府部门频频出现种种短期行为如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老百姓信奉的“明哲保身”和“今朝有酒今朝醉”等人生哲学，作家缺乏原创精神，学者们靠考据和校对“圣人”的一切混饭吃，教师们几十年如一日地“照本宣科”，女人们的原则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僧侣们则“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中国人在世界上拥有最高的储蓄率，中国人建立起奢华的“殉葬”制度，中国人在宴请、祭祀时的铺张浪费等等怪现状，折射出的何尝不是内心深处对明天就会发生的饥饿的恐惧和投机心理。

饥饿是藏在中国文化内核里的永动机，是我们的个体人格和民族魂！这一切才是鲁迅先生关于中国历史“吃人”论断的最深层、最残酷的社会根源。这种人格已经藏不住，可以外化为文学形象，鲁迅先生曾经塑造了“阿Q”这个不朽的形象来高度浓缩蒙昧的中国人，对于病入膏肓的国民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觉得早就另有一双慧眼，为我们刻画了一幅更加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嘴脸摆在那里——大家不妨到一部著名古典神话小说里面去找，该同志宰相肚，女人心，身体魁梧，形象龌龊，婆婆妈妈，唧唧歪歪，见利忘义，鼠目寸光，军衔很高，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玉帝“双规”，带过赎罪，最后还有一点，该君进餐时有里氏5.8级震感。

饕餮的传人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龙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和图腾，它是美好、祥瑞、庄严、尊贵的象征。在中国食文化中，龙的影子也无处不在。如食品中有龙虾、龙眼、龙荔、龙须菜、龙虎斗、龙井茶、龙须面等。在节令食俗上，“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很多地方盛行吃“龙须面”，烙饼叫“龙鳞”，饺子叫“龙牙”。清代时，人们在“龙抬头”这一天还要用白灰从门外蜿蜒撒入厨房，并绕水缸一周，名为“引龙回”。在饮食器皿和一些灶具上，龙的形象栩栩如生。在原始社会晚期遗址中出土的文物，就有龙的影子，诸如龙纹彩陶罐、彩绘龙纹陶盘。在夏、商代，青铜器、玉器上的龙纹已经非常普遍和精致。

都说中国人是龙的传人，都说龙是中国的文化图腾，我觉得这实在是个误会。我们真正的文化图腾是“饕餮”——一个和龙一样张开着巨大的嘴巴和胃囊，以吃为惟一理想、暴饮暴食、气吞山河、欲壑难填的怪物。与其说龙代表着祥和、丰收，还不如说它和饕餮本来就是一个东西，在器物上的饕餮和龙有时候已经分不开，它们的无处不在是因为饥饿的无处不在，都是饥饿的图腾，对龙和饕餮的崇拜是因为对饥饿的内心恐惧。

饥饿，是中国人最广泛而深刻的记忆，也是血淋淋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大饥荒史不绝书，连吃人都非常平常。(详见“人肉的滋味”章节)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死于饥饿，死于一种久饿之后的暴食。当代的诗歌大师穆旦曾经被饿了七八天，也差一点被撑死。朱自清也死于饥饿，只不过他的死被莫名其妙地涂抹上一层爱国主义色彩，好像他的死是美国人造成的似的。

就在最近的那场“三年自然灾害”中，中国发生了历史上最恐怖的饥荒，成千上万的人在饥饿的驱使下吃老鼠、糟糠、草根、树皮、观音土后被活活饿死……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是遍布于我们民族躯体上的苦难的象征，像永不愈合的创伤，时时刻刻刺激着我们的记忆神经，摧毁着我们的自信力，引起透入骨髓的屈辱感，维持并加剧着我们的人格分裂。

古老的“画饼充饥”、“望梅止渴”故事揭示了饥饿与食欲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人解决矛盾的匪夷所思的想象力。这里我只想探讨一下，饥饿和人格的关系，我想还通过文学作品来看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也许更有说服力。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有很多人对于饥饿津津乐道，揭示了人、食物、饥饿和人格的关系。

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完全就是由饥饿为主要矛盾。农民依赖土地为生，然而“三年自然灾害”导致的全社会饥饿，土地再也刨不出粮食，从而使卖血成为活着的手段，用出卖生命的方式来延续生命，一切荒诞、残酷和丑恶的现实都基于饥饿，并变成合理。

在余华的另外一部力作《活着》中，写了“文革”中的一个故事：一个被批斗的妇产医生被偷偷弄过来给一个造反派小头头的老婆接生，被饿了几天的他要求先吃点东西再上手术台，结果馒头买来后，饿得头昏眼花的他竟然一口气吃了七八个，又喝了些水，馒头发涨后，被活活给撑死了，孕妇也活活死在手术台上，几个馒头葬送了几家人的幸福。

冯骥才的纪实系列作品《一百个人的十年》中的一个故事写的是60年代劳改营中的一位犯人，他在被活活饿死之际给家人的一封信中，通过想象，开列了一份内容庞杂、几乎无所不包的菜单。

刘恒的短篇小说《狗日的粮食》深刻地揭示了人因粮食的匮乏而产生的向生物性的退化，体现了作者对人性的深刻洞悉。故事讲述在饥饿年代里，洪山峪的农民杨天宽用二百斤谷子买来媳妇瘿袋，而后生育了六个用粮食命名的儿女。但他们的生活却始终与饥饿相伴。为了一家人的生计，瘿袋一有机会就去扒偷粮食，全然失却了羞耻之心。但这个逞了一辈子强的女人最后却因丢了购粮证而寻了短见。

旅居英国的重庆女作家虹影以《饥饿的女儿》作为作品的名字，小说的主人公“六六”(“我”)，出生于大饥饿的年代，她是“食饥饿”与“性饥饿”双重饥饿的产物。虹影把饥饿年代的苦难写得令人不寒而栗，人在饥饿极点时心理已经变态，无所谓羞耻屈辱，连“强奸”也能麻木地接受。

张贤亮在他的作品中深刻地体验和挖掘了“饥饿心理学”，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饿得头昏眼花的主人公章永麟居然与大青马和想象中的马克思对上了话。《绿化树》中写出了“馍馍上的美丽指纹”这样的句子，可以想象，什么样的人才会留意到馍馍上的美丽指纹？在《我的菩提树》中，张贤亮写了在饥饿的劳改队里，第一个吃癞蛤蟆，第一个吃耗子，第一个吃蜥蜴，第一个吃干水坑里自然风干了的小鱼，第一个吃据说是有毒的蘑菇……这样的“勇士”在劳改队里数不胜数，全是知识分子犯人。在饥饿的驱使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充分地表现了科学上的勇气，不愧是一种高超的黑色幽默。

其中，我最尊敬的当代中国作家之一莫言又是一位登峰造极的“饥饿作家”，也许正是因为“从小饱受饥饿的折磨”，使得他对粮食有着特别的兴趣。粮食(如高粱、红萝卜、蒜薹等)及其衍生物(如酒等)，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莫言作品中最基本的描写对象。他的作品几乎没有一部没有写饥饿，吃的场面屡见不鲜，饥饿是他的基本主题。在他魔幻一样的笔下,始终埋伏着一副“时间和磨难都驯服不了”的胃，随时洞开，吞噬着一切：糠、草、树叶、草根，甚至观音土、粉笔灰和铁！

在《罪过》中，莫言写道：“我伸手抓过那鳖裙，迅速地掩进嘴里。从口腔到胃这一段，都是腥的、热的。我的肠子在肚子里为我的行动欢呼。”在《食草家族》的第五章中，二姑的两个莽儿子怀抱着顶上了火的枪还在进食。

《酒国》中所写到的几次盛宴，食客们也都是“风卷残云”般地扫荡饭菜。

在《透明的红萝卜》里，莫言特别写到生产队长在吃结束后的情形：走到钟下时，手里的东西全没了，只有两个腮帮子像秋田里搬运粮草的老田鼠一样饱满地鼓着。

在莫言的大部分小说中(比如除了上述的以外，《欢乐》、《爆炸》、《红蝗》)中，很少写那种悠闲的用餐。吃总是如同一场战斗。所有的人都是暴饮暴食的饥民，摄食方式是掠夺、饥不择食和吞噬，馋相毕露。莫言的长篇小说《十三步》中，故事的主角是个关在铁笼中的疯子、一位嗜食粉笔的教师。“吃粉笔灰的”，这原本是人们对于教师这一困窘职业的借喻性蔑称，没有想到，这个家伙却是真吃！职业性的生存压力，使这位教师形成了这种怪戾的饮食癖好。故事中，这个本该为人师表的家伙常常像猴子似地攀援在铁笼子的铁栏杆上，向人们讲一些荒唐无聊的事儿。每讲一节，就会向听众索要粉笔吃。他就像吃豆子一样地“咯嘣咯嘣”很快吃掉了那些粉笔，看得旁人瞠目结舌。

同样在莫言的小说《铁孩》中，则出现了两个吃铁的小孩。在“大炼钢铁”的年代，这两个小孩的父母和所有成年人一样，在盲目的“超英赶美”热情蛊惑下，用愚蠢落后的办法冶炼出大堆大堆的含铁质的固体——他们自以为那就是钢铁。当时，个人的炊具、米粮均被收没，人头汹涌挤吃公共食堂，而这两个被时代和大人遗忘了的孩子，饿得发慌，就开始将这些毫无用处的金属吃掉，书里赫然写道：……我半信半疑地将铁筋伸到嘴里，先试着用舌头舔了一下，品了品滋味。咸咸的，酸酸的，腥腥的，有点像咸鱼的味道。他说你咬嘛！我试探着咬了一口，想不到不费劲就咬下一截，咀嚼，越嚼越香。越吃越感到好吃，越吃越想吃，一会儿功夫我就把那半截铁筋吃完了……

教师吃粉笔灰，小孩子吃铁，美食家和暴发户吃黄金，以及嗜食其它非食物的物质，比如树皮、草根、泥土、煤渣、木炭屑、小石子，等等，其症状在医学临床上叫做“肠道寄生虫病并发营养不良症”(俗称“疳积”)。患者在吃这些“食物”时，就像吃美味佳肴似的，口腔同样会产生某种快感。

这些怪病的根源在于饥饿！过度的饥饿会扭曲心理，产生形形色色的、逆反的、荒诞的“进食”行为，实际上是饮食习惯的变体。通常的情况是，饥馑时出现上述怪癖，而丰收时又暴饮暴食。

作家们的描写绝非杜撰，这一批作家都生于饥饿年代，饥饿已经是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甚至可能在他们的身体上找到饥饿的证据。现在我最感兴趣的是，有机会和莫言老师共进晚餐，我特别想瞻仰瞻仰已经做了著名作家的他老人家的吃相。

有人要问，我们的恐惧，那个让我们类似于“反刍”的、吃得舍死忘生的饥饿焦虑到底来源于何方？我们这么重视吃，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食物，而恰恰是因为我们长期粮食不足。我们是个农业大国，但我们常常挨饿。中国是个美食大国，但那是富人的专利。中国盛产美食家，恰恰是因为中国美食稀缺的“精神牙祭”。中国有辽阔的国土，但只有其中的1/10可以耕作，中国的耕地面积还没有印度多。翻开中国地形地貌图会吃惊地发现，绿色、浅色面积少得可怜，黄色、竭色的面积所占比例占了2/3以上，庞大的人口却聚集和劳作在狭小的地带。

就是如此可怜的生栖之地，还天灾频繁，这是中国地理的一个基本特征。中国人不但要“与天斗”，还要“与人斗”。除了天灾，人祸的侵袭一年也没有停止过。有专门研究战争的学者统计过，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一天没有战争。这种战争有高原强横的游牧民族和平原地带农耕民族的争夺，有朝廷和诸侯、军阀之间的混战，有地方宗族、江湖之间的恶斗，有大规模政治诛杀，有外敌入侵……死于人祸的人口一点也不亚于天灾。槽中无食猪拱猪！争来争去无非是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无论是与天斗还是与人斗，通俗地说，就是为了争一口饭吃。

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一个灾难气氛笼罩下的灾民史，这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即使是在没有发生饥荒时，由于历史上频繁的灾乱和饥荒，饥饿和死亡的记忆仍然历历在目。

生物学和医学研究表明，胃不仅是一个消化器官，而且是一个情绪性器官。当人们处于焦虑之中时消化能力最强，求生存的本能会促使人加倍进食来增加能量，这时胃处于不停的运动之中，不停地分泌胃酸，“吃”的确可以暂时缓解焦虑，摆脱恐惧，成为寻找“安全感”的最佳途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口腔化”倾向又最为严重的民族来说，更是如此。我们生产的粮食土地因为人口的几何级激增而匮乏，由于土地、工具等生产、生活资料严重分配不均而焦虑，由于自己吃不上饭而焦虑，由于自己随时有被别人吃掉的危险而焦虑。就这样，焦虑被缓解后加倍地焦虑，我们就是在在这种吃和被吃的恐惧中面面相觑，同时在交织着交配的快感氛围中躲避恐惧，却更加恐惧，再加倍地吃喝。正如早年一位西方传教士观察到中国人在吃方面的种种怪现象后所描述的那样：“让我们吃喝，因为明天我们就会死去。”我们暴饮暴食后发现我们更加饥饿了，我们已经被撑大的胃囊更加胃液汹涌，欲壑难填，只好接着折腾，永不停息，以至于滑入“越吃越饿，越饿越吃”的怪圈。

年复一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这种怪诞的心态、行为和运行规律潜移默化，像变异后的基因和细胞一样渗透和重组了我们的血肉之躯，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变本加厉的态势，终于塑造了我们畸形的、积重难返的民族性格——饥民性格！我们成为一头庞大而恐怖的饥饿怪兽。饥饿是我们畸形的民族魂和病态的国民性。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千年，习惯成自然，已经制度化，见怪不怪，已经麻木了。

口腔民族是如何形成的？

所谓“民以食为天”，对应的是“千里做官，为的吃穿。”所谓“仁政”就是自己有饭吃的时候也让老百姓有一口饭吃，只要天下的老百姓有一口饭吃，善良而质朴的他们就绝不会胡思乱想，根本就不会想到什么“人格”、“人权”、“民权”等先进概念。有古训作证：“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我们不妨理解为：防止老百姓的口超出吃饭，甚于防止洪灾。)孔子还对统治者献言献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不妨理解为：对于老百姓，可以让他们放纵自己的食欲，但不可以让他们明白太多。)管子曰：“味者，所以守民口也。”唐朝诗人刘禹锡在《口兵诫》中说：“我诫于口，惟心之门。毋为我兵，当为我藩。以慎为键，以忍为阍。可以多食，勿以多言。”还是老子一语道破天机：“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无知无欲。”一句话，抓住老百姓的胃，只管“食而不言”，早日达到“达膘待宰”——那岂不是将人“牲畜化”了吗？

我想起王朔的一部小说《浮出海面》，里面描述了一舞台剧里面的一个情节：说的是农村形势大好，连猪圈里的猪也帮着主人高兴，以主人公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争分夺秒地吃，夜以继日地长肉，每一口都兢兢业业，每一口都特安详特沉稳。很快，这些猪看着整天噌噌噌地窜膘，很快就够了斤头，就整天引吭高歌，一见到主人就争先恐后地伸长了脖子对主人嚷嚷：“先杀我！先杀我！……”真是快乐的猪！我想这台舞台剧的剧名最好就叫《以食为天》。

——但以食为己任，以食为天职，那还是人吗？

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清初大兴“文字狱”，从“阳谋”后的“引蛇出洞”到“文革”中的噤若寒蝉，中国以言论治罪的惨剧史不绝书、骇人听闻，从而使国人笃信“口可以食，不可以言。”“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小时候，父母也很为婆婆妈妈、唧唧歪歪、口无遮拦的我担心，常常教诲我“多吃饭，少说话。”长此以往，中国人也就养成严口舌之戒而驰口腹之防，惧祸过于畏病，落得个处世难于摄身的悲哀，从而将嘴巴严格地限制在动物性的层面上。“民主”、“人权”、“法治”等现代概念只可远观，不可近玩。

传统文化中这种对饮食、味觉的片面强调，把人的生命意向和人生观导向“身体化”，将老百姓所有的兴奋点始终牢牢地钳制在形而下的口腔阶段、味觉阶段、生殖阶段等生物性层面，是不折不扣的“身体化生存”。直到现在，这样的影响在一些落后地区还坚如磐石，我记得曾经有记者在陕北黄土高原采访辍学的牧羊娃，对话如下：

“你为什么不上学？”“爷爷让我放羊。”“为什么要放羊？”“吃馍，生娃。”“然后呢？”“放养。”“然后呢？”“吃馍，生娃。”……

按照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行为受动机支配，而动机又是由需求引起的。人的需求由低级到高级可以分为五个基本层次：

生理需求：是人生存必须的最原始、最基本的需求，如衣、食、住、行、性等；安全需求：是人类对各方面出于一种保障的预期，如社会、劳动保障、就业、职业安全等；社会需求：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必定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发生联系，这方面的需求表现为归属感、友谊、志趣、情感、爱与被爱、理解等；尊重需求：希望能被承认、被尊重，包括自尊、尊重、权威、地位、价值等；自我实现需求：追求实现自我的价值、取得事业的成就等。

一般而言，当低级需求得到相对满足后，高级需求就越发突出，成为行为的激励因素，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需求越到上层，越难满足。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可以看出，那个陕北放羊娃的生命轨迹就是“吃→生殖→吃→生殖→吃”，起点就是终点，划了个圈，完全在原地徘徊，他的一辈子和他的一天没有任何区别。中国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状态和放羊娃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常常在人的最低级的需求层次——口腔和生殖层次里折腾！

中国文化严厉压制性，所谓“万恶淫为首”、“男女授受不亲”等等。在汉语中，以前是没有“性器官”这个词汇的，叫“生殖器”，将性牢牢地钳制在传宗接代的生殖层面，除此之外关于性的娱乐和审美功能皆被视为淫亵和罪恶。既然口不可以言语，既不能议论时政，又不能谈论男女之欲，渐渐地，就自然地、别无选择地沉溺于味觉、口腔快感而不能自拔，味觉系统在日复一日地口腹之欲中畸形发达，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口腔民族”。

味觉麻痹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根据弗罗伊德的理论，当一个人长期被一种压力所困扰而无法摆脱时，求生的本能会迫使他放弃抵抗，转而迷恋起这种梦魇般的压力或折磨。这种情况跟吸毒一样，无药可救。用弗罗伊德的这个理论来阐释中国人超验思维的缺失退化、对美食的迷恋、对暴力的崇拜以及对明君的幻想等等怪诞的现象，一切迎刃而解。

中国历史是一部暴君横行、佞臣当道、冤狱丛生，天灾、人祸、战乱频繁的血腥历史，弱小的老百姓出于求生的本能，人生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明哲保身是最高处世哲学，通俗地讲，人生的目的无非是个“养”字，即养自己、养双亲、养老婆、养孩子以及老有所养，即使达到了超越个体存在的最高境界，所谓“大同”社会，也无非是普天之下皆有所养。正如《养生主篇》所宣扬的那样，人生的理想无非是“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延年。”在民间，最通俗的说法中“人生在世，吃穿二字”。“吃、喝、玩、乐”，将“吃”放到了人生第一目标。在中国，凡是那些被确诊患了绝症的病人，都会从医生那里听到一句标志性的心照不宣、而且最具有人道主义的话：“想吃点啥，就尽管吃吧！”而那些绝症患者也真的会彻底放下包袱，倾其所有，分秒必争，大快朵颐，享受起人生的最后晚餐，一了百了。

我们却没有看到，挂着脉脉温情的面纱的“民以食为天”的蛊惑背后的东西。统治阶级片面夸大“民以食为天”，而和“民以食为天”同等重要的“君以民为天”的却往往被刻意忽略了，或者流于形式。这是个阴谋，是一个延续了几千年垂而不死的弥天大慌，它一边抓住了贫苦大众的最大软肋——胃，一边利用超强的话语霸权，让“吃”变得大义凛然，神圣而不可侵犯。它置换和异化了权利的内涵，模糊和瓦解了权利的外延，掩盖了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捏造出一种怪诞而积重难返的“口腔民族心理”，使这些众生群氓庸众们的意识始终无法超越“群畜意识”阶段，始终处于自生自灭的“准蒙昧”状态而浑然不自觉。孔子和老子已经说得赤裸裸的了，让你尽情地吃，但不让你尽情地想。千秋万代的最好方式就是永远让你保持半饥饿半温饱状态，让你永远在口腹之欲中折腾，就像猪打滚，永远超不出猪圈的范围。你刨你的食，我做我的皇帝。

就这样，“民以食为天”这个农业文明的天条和文化核心使中国的历史车轮在泥潭里越陷越深，始于口腔，终于肛肠，循环往复，严重地停滞和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终于成为中国几千年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最坚固的材料之一。学者埃通加·曼格尔提出一个命题：“文化是制度之母”。莫伊尼汉也有类似的一句名言：“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用这个理论来诠释中国的食文化和历史、文化和制度的关系，多么恰当！问题是，江山社稷似乎倒是稳定了，可是我们的嘴巴却又被迫向另外的方向畸形进化了，而其它更重要的功能却退化了。这就像失去视力的瞎子的听觉异常发达，更像猴子直立行走以后，四肢异常发达了，而尾巴就慢慢地退化了一样。

我们不妨观察一下我们周围的人，但凡沉溺于口腔快感的人往往特别情绪化，不理智，常常有人因为“贪杯”而耽误大事。在资源短缺的条件下，原则常常让位于味觉快感，因而也很容易妥协和被控制，作为一个民族，也如此。

民以食为天——中国社会超稳定因子中国食文化最早的理论基础应该是那句耳熟能详的“民以食为天”和如雷贯耳的“食、色，性也。”人类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曾断言：“达到一个文化核心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肚子。”“吃”这一最为生物化、物质化的层面，可能是理解一个民族精神气质和精神内核最重要的切入点。既然如此，那么“吃”对中国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民以食为天”这个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只有挖掘了“民以食为天”的全部含义，只有窥探了“吃”这个行为的全部心理动机，才能够准确地洞悉和诠释我们身边关于“吃”而发生的层出不穷的荒诞现象。

“民以食为天”出自《汉书·郦食其传》，云：“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中国很早即进入农耕时代，在漫长的农业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人口相对较少，历史上天灾人祸频繁，使老百姓不得不对温饱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在古代，国家、江山被说成“社稷”，而这个“稷”在古代有的书上说是黍类，有的书上说是谷类，总之是一种粮食。古代一直以稷为百谷之王，所以帝王都奉祀“稷”为谷神，进而以此指代国家。历次的改朝换代大多是被农民起义推翻或者元气大伤，常常是天遇大旱，农民颗粒无收，而官府依然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终于揭杆而起，所以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学术点说是因为生产和生活资料，通俗些说就是因为粮食，因为“吃”引起的。春秋时代的大政治家管仲告诫统治者：“衣食足则知荣辱，仓廪足则知礼节。”他认为治国就是“牧民”，即治人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有饭吃，然后才会守法、懂规矩。事关江山社稷，“民以食为天”不仅仅居于中国食文化的核心，还是历朝历代的立国之本。历代统治阶级都重农轻商，国家始终以农业为中心。

《周书》里介绍八件国家大事(“八政”)，第一就是食——拿今天的话说，就是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无农不稳，压倒一切。《魏书·李彪传》说：“国无三年之储，谓国非其国。”粮食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质。在古代，仓储被视为“天下之大命”，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积极兴建仓储设施，千方百计筹粮。在夏朝，仓储制度正式成为国家的基本制度之一。历朝历代都丝毫没有放松，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粮食政策还是几十年一贯制的“统购统销”，高度垄断，即使现在也没有完全放开经营。

另外，中国的编户制度、赋税制度、俸禄制度等无一不以此为基本准则。中国的礼仪、道德、礼教等上层建筑就建立在如此的经济基础之上，所有的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也集中于此，所以历朝历代变法和改革，通常都是关于农业，围绕着吃饭来进行的。反过来，制度又让食文化免于沉沦，生生不息。

所以食文化归根结底是一种农业文化并居于农业文化的核心，这个标准放到世界也一样，环观中国和世界，凡是美食发祥之地，大都曾经是农业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而非商业城市。比如广州、成都、扬州、杭州、巴黎等地。因为商人或资本家生活节奏很快，他们忙于经营，无暇美食。而地主则是典型的有闲阶级，良田在手，到时伸手收租而已，有的是时间去吃，去研究吃。

中国历史上，除了那些能够开辟食源的人，提高“吃技”的人社会地位尤为突出，那就是厨师。莎士比亚曾经说：“不能舔自己手指的厨师就不是好厨师。”托尔斯泰用这样的话形容过厨师的魅力：“上帝给我们送来了食物，而魔鬼却派来了厨师。”西方对于厨师的评价不过如此，他们是优秀的匠人或者艺术家。而在中国历史上，厨师的地位高得多，发明熟食，善于烹调的先人，都被奉为圣人。比如，传说中的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等，莫不是因为开辟食源或教人民熟食的丰功伟绩，被后世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第一个有年代可考的厨师，是四千年前的少康，他是夏朝的国王。

“宰”在汉语里还有管理、主持之意，比如主宰，宰制。正如俗话所说“下宰子”即是“拿主意”、“给指示”、“拍板”之意。古代还有官名：太宰。“宰相”当然就是古代最高的官位。《史记·陈平列传》中亦有如此记载：汉相陈平年少时曾经在乡里庆会中主持宰肉与分配，因为分得最均匀，父老乡亲就说：“善哉陈孺子之为宰也！”并认为他将来一定也会成为一位好“宰”相。中国历史上的三大“厨神”都做了大官。据《神仙传》记载：“彭祖”篯铿以雉和以五味，首创“雉羹”(野鸡汤)，并治愈了帝唐尧的胃疾，被封为大彭城(今江苏徐州)诸侯，所以被称为“彭祖”。伊尹善于烹饪雁羹和鱼酱，不但摆脱奴隶身份，还成为商代的开国国相。易牙又叫狄牙，传说易牙原是开饭馆的庖人(厨师)，因为善调味而巴结上了齐桓公，当上了宠臣。另外，周朝的开国元勋姜尚从政前钓鱼、屠牛、卖饭，传为美谈。可见当时是“厨而优则仕”。

连孔子这个没落贵族，这个满怀怨妇心态的思想家和圣人也出来居心叵测地帮腔，在战略上不朽教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将“吃”列为人的第一本性和根本诉求；在战术上强调：“食不餍精，脍不餍细。”将吃饭列为了人生重要的享乐。几千年下来，或本能使然，或醍醐灌酊，或当头棒喝，或一言九鼎，或强买强卖，在民间，老百姓的确已经以“吃”为天职和幸福了，除了那句妇孺皆知的“人生在世，吃穿二字。”还可以在农村流行最广的对联中看出来，和“国泰民安”最为对应的就是“五谷丰登”或“风调雨顺”。现在一些酒楼也常常拿它作说辞，有的甚至直接将店名命名为“民以食为天”。

把“吃”宣扬为人生的终极目的，“吃”不再是一种手段，不再是一种条件，而变成目的；不再仅仅是前途，而是根本。所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人会将筵席摆进庙宇，摆上坟头，与其说是对鬼神和先人的顶礼，还不如说是对食物和味觉的膜拜。都说中国没有系统的宗教，原来我们的宗教就是“吃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