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柏骏文粹 | ||
| 重要的是怎样地活著 ——两个人的对话：战争的故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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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朴：人怎样去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地活著 奕豹先生在《联谊通讯（４８期）》中《兵的传说》中记述了两个关於德国潜艇水兵“团队精神”英勇无畏的故事。这里，我想讲两个有关另一方面的“战争的故事”。 一 希特勒展开“海狮行动”时，德国空军迅速取得了绝对的优势。英国的皇家空军在强大的德国空军的连续打击下，战机和飞行员的数量迅速减少，很快就显出了“颓势”。英国尽快招募了大量的年轻飞行员，准备为保卫祖国与德国人进行一场空中的血战。 这时，ＯＲ小组（英国军方的高级顾问小组）中的两位生物学家，根据他们对野外生物的观测经验，预测到决定空战最后结果的将是新飞行员的存活律。在他们的建议下，新飞行员的课时没有减少，要求没有放松，基本的飞行训练也没有减少。在德国飞机大肆狂轰烂炸英国首府伦敦、英国皇家空军飞机数量减少超过百分之三十的情况下，英国仍挤出不少战机在后方训练新的飞行员，和坚持将防御的重点放在包括机场在内的军事设施上。为此，英国军方承担了很大的政治风险。 第一批新的飞行员上天后，大部份第一次就给打下来了。於是英国空军很快改变战术。当德国机群来袭时，首先派英国的最优秀的飞行员上天与德国的护航战机周旋，只图阻延德国机群和干扰其空袭计划。二十分钟空战后，德国的护航机因燃油问题而不得不返航。这时加杂了大量新手的英国战机群便猛扑没有战机保护的德国轰炸机群。一旦英国新飞行员的飞机受伤，便立刻撤出战斗；皇家空军那时的宗旨是：人比飞机宝贵－－飞机是可以替换的，而人是无法替换的。果然，实践证明，经过了几次空战后，新飞行员便成长为“不死”的老牌飞行员；进而，飞机的存活律也渐渐提高了。 与此相反，骄横的希特勒要求德国机群不仅轰炸英国的军事目标，而且大规模轰炸英国的大城市，以此在气势上压垮英国人。目标的无限扩充使德国优先扩充轰炸机群而相对减少了护航，使德国的飞行员疲于奔命，使大量的有经验的飞行员白白损失在英国领空和英吉利海峡上空；而大量新的德国飞行员使德国轰炸机群的存活律极剧降低。此销彼长，一年以后，飞行员的数量问题（而不是飞机的数量问题）使希特勒捉襟见肘，不得不停止了“海狮行动”。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机动灵活的战机是日本的“零式”。“零式”火力猛烈，没有装甲，以攻为守，很和日本“武士道”的精神。战争之初，“零式”如狂飙一般横扫半个太平洋。 然而，随著战争的发展，“武士道”的弱点暴露出来：“零式”赤膊上阵，不用航炮仅用机枪便能轻易打下来。在中国的“飞虎队”陈将军首先发明了一种新的空中战术：美国飞机速度慢，转弯不如“零式”灵活，所以在传统的空中格斗中总是把屁股亮给“武士道”；但美国飞机装甲厚、马力大、升空高；陈将军的把戏便是开战前飞得高高的，开战时一个俯冲下来，机上三、四挺机枪、航炮一齐打；然后拼著挨几下爬上去，再冲下来；这样便总能让“武士”们“成仁”。后来，美国飞行员管与“零式”的空战叫做“打火鸡”。 日本的航空母舰有同样的特点。同样的吨位，日本的航空母舰能装更多的飞机、弹药、人员；然而，它们的隔离舱板很薄，几乎没有“损伤控制”的能力。所以在中途岛，美机一个俯冲轰炸，日本的航空母舰便起火、暴炸。战争中，日本皇军并不“迷途知返”，反而以这样的军舰以同样孤注一掷的方式去“偷袭”第二次、第三次；反而以这样没有装甲的飞机装满弹药，由活人驾驶去撞击满是炮口的美国军舰。可见，“神风攻击”不仅是极为残忍的，也是十分愚妄的作战方法。 反观第二次世界大战，总是“纳粹”“武士道”这样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政治思想过硬”的军队首先取得惊人的战果。然而，当德国军队攻到莫斯科郊外，斯大林格勒城中，北非的沙漠深处；或是日军冒险攻击中途岛，或置身于太平洋孤岛；身陷绝地，他们再怎么样“英勇”、“悲壮”、“不惜玉碎”、或是“团队精神”，也是无用的了；恰恰是他们领袖常拿士兵生命去赌博的“英明”指挥和他们个人愚妄的“爱国主义”“牺牲精神”，葬送了他们自己、他们的亲人和他们的祖国；最初的英勇胜利，成了他们最终失败的直接原因。对人类文明的践踏和对平民百姓的屠杀，更使纳粹军队和日本皇军的“爱国主义”，残忍而血腥。“纳粹”精神和“武士道”精神的失败，乃是人类的福音。 奕豹先生以其德国潜艇水兵的故事，来赞颂“在我们人类除了爱情，还有一种叫做‘团队精神’的，一样暖人，如火”。但我不忘记这些水兵的所杀戮的，正是他们人类的同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潜艇，不仅主要攻击商船制造恐怖，而且只要时间允许，便要浮出海面，将落水待救的海员，一一用枪打死。潜艇水兵之间的“友爱精神”和潜艇整体的“牺牲精神”越是“感人”，我对人类道德律的忧虑便越是深重。令我稍感欣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不是希特勒和日本天皇；“人的价值”在那个“人命最践”的年代，仍在冥冥中起了作用。 人怎样去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地活著。我但愿人类不再以狭隘的“团队精神”和愚妄的“爱国主义”去重演那段历史。我相信每个民族具体的幸福，高于任何神圣和抽象的“民族主义”或是“爱国主义”。 走进在纽约的“航空母舰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架厚重的战机，据说这种战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最重、马力最大、装甲最厚的空战机，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中、后期的主战机。旁边，写著这种战机与“零式”的空战总记录比： 一：五十 但愿这个数字对我们有所启迪。 （二）奕豹：在“匪徒”或“坏人”中是否存在可以肯定的爱？ 象我这种玩文弄字故作风雅的好事之徒一玩到人类相斥相引的最高表达形式－“战争和爱情（包括性爱和友爱）”时，往往就沉不住底气而走火撞车出洋相。这回是一头栽进了屡有前车之覆的险区：在“匪徒”或“坏人”中是否存在可以肯定的爱？ 我的关于德国潜艇水兵之间“友爱精神”的故事（联谊通讯４８期）使成朴先生对“人类道德律”产生了忧虑，而且这“友爱”越感人，他的忧虑便越深重（联谊通讯５２期）。 我想起了１９６５年在莫斯科大学发生的故事。中国留学生拍案而起与讲解《静静的顿河》的苏联教授对著干：叛变革命沦为白匪的主人公葛利高里与阿迪西里亚的爱情毫无价值，他们的生离死别不值得同情，作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萧洛霍夫是在误导劳动人民。不同的是，那时衡量人们情感的尺度是阶级。 如果单纯用“战争的正义”来衡量战友间“友爱精神”的价值，在“公婆都有理”或“春秋无义战”的情形下，那就取决于谁来定义“正义”了。 在美国人看来，潘兴将军１９１６年率第八骑兵团深入墨西哥追剿“潘乔．维拉”匪帮是开拓文明，属正义之战。因此在美国史书中，潘兴对其部下“不正规”的战斗方式“带著一种宽容的微笑，笑声中流露出隐藏著的骄傲”。但在匪徒一边，墨西哥人尽管输惨了，他们仍视潘乔．维拉为民族英雄，视潘和其卫队长胡立奥．卡德纳斯上校令死不屈奋战到底共同赴难的“兄弟友爱”为“民族精神”而广为传颂。 即使在人类历史上唯一能被“正义”定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也并不用“法西斯或反法西斯”的尺度作为检验“爱”的唯一标准。在沃克的《沙漠之狐－隆美尔》、在萨拉蒙的《大西洋灰狼－邓尼茨》和费南斯的《珍珠港攻击队指挥官－渊田美津雄》等书中都报导了在轴心国的军人中同样存在可以肯定的情感。读者好象并不就此对“人类道德律”而忧心仲仲，或者认为作者是在宣扬集中营、焚尸炉和南京大屠杀。 爱就是爱，如同她不应按阶级来划分一样，也不应由于她存在于敌对一方而予以贬低。 日本驻立陶宛外交秘书为成千犹太难民发放签证，那是爱；影片《辛特勒名单》的主人公竭力保护犹太难民，那是爱；在炮火纷飞的岁月中德国人（或日本人或意大利人）拼著性命相互伸手拉一把也同样是爱。看完历史记录片《二战：欧洲空战》，当字幕打出“谨将此片献给在二战中丧生的英国美国法国波兰捷克和德国飞行员”时，你不由的有一种更宽宏更深沉的感觉。 在战争中使人们忧虑“人类道德律”的不应是爱，而是屠杀无辜、强奸妇女等战争暴行。 然而战争暴行同样不会仅仅只与“匪寇”结亲而与“王师”绝缘。苏军第三突击集团军的坦克分队在雷巴科夫中校的率领下血洗了德国东部城市本兹劳，阉割男人强奸妇女；美国第七舰队海军陆战队下士皮尔逊在上海坐车不给钱，一脚踢死三轮车夫臧大咬子；尽管他们是战胜法西斯的盟军，尽管他们的暴行未能被绳之以法，但他们与法西斯战争罪犯一样都逃脱不了历史和道义的谴责。 谴责战争是谴责发动侵略的战犯和屠杀无辜的暴行。如果以战争本身的残酷来谴责另一方，那就象澳洲部族人用的飞去来器，飞了出去，又回到了自己脚下。 ５０年前纽伦堡战犯庭首席检察官杰克逊义正词严的指控德国潜艇部队司令官邓尼茨残酷使用“无限制潜艇战”（即攻击敌国所有舰船，包括非武装的商船和民船）。邓的律师弗勒克斯纳一句话没说，递上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０日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给美潜艇《鲐鱼号》艇长格兰佛中校“无限制潜艇战”命令的复印件，杰克逊也一句话没得说，法庭即刻休庭，并再也没有为此开庭。 １９４２年４月２３日，美潜艇《海神号》在日本近海浮出水面以２００英尺之近距离用舰炮和双联防空机枪攻击一艘不到１０００吨的拖网渔船。１８分中内扫射了３９排三英寸舰炮炮弹和６７５梭０．５公分机枪子弹。艇长科克佩屈克中校意犹不足，并让在底舱的水兵轮流登上甲板来观赏严惩日本渔民的壮观，因为他认为这将极大的提高水兵们的士气（ｉｔｇａｖｅａｔｒｅｍｅｎｄｏｕｓｂｏｏｓｔｔｏ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ｅｏｆ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读到这种文献时，我不知道是应该“忧虑”呢或是感到“欣慰”。 当然成朴先生的立意无疑是正确的，即人们在“爱”时不要忘记“人类道德律”。但这实在难以指导现实，因为要将爱与战争是否正义联系起来，那需要有超越历史回头看今朝的本事。 当前田中佐来不及加油，带著只有单程油备的俯冲轰炸机从“飞龙号”航母的弹射甲板上升空时；当阿贝克洛比少尉在第八鱼雷机中队全军尽墨时，仍架著那最后一架没有护航最大时速只有１６０哩的ＴＢＤ鱼雷机，冒著零式战斗机和舰炮的致命弹雨，绝望但坚定的飞向日航母“赤城号”，飞向指定投雷点；他们那时的情感升华很难用“重如泰山”或“轻于鸿毛”来区分，或用“伟大的”或“愚妄的”来定性。 我还是相信当Ｕ－４６艇的水兵卡尔在茫茫黑夜一片波涛中握住同伴伸过来的手时，他有的只会是滚烫滚烫的感觉，而不会有任何“狭隘的”或“不狭隘的”想法。 用正义的、或阶级的、或“好人坏人”的眼光，或用“人类道德律”来苛求人们，那将不会有爱，有的倒可能会是战争。人们需要爱，因为这是唯一ＰＯＳＩＴＩＶＥ的情感，她予以人们面对现实走向未来的信心和力量。 看了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情节早就给“串”了，但那首主题歌及其动人的旋律总时不时的如海潮轻轻涌来，滋润著我的思绪： “投入的爱一次，忘掉自己， 投入的爱一次，你别犹豫。 投入蓝天，你就是白云……” （三）成朴：没有“良心”的“爱”便是残缺不全的爱 我完全同意奕豹先生的观点：“爱就是爱，如同她不应按阶级来划分一样，也不应由于她存在于敌对一方而予以贬低。”可惜，在人类的战争中、宗教审判中和政治运动中，敌对一方的爱、价值和存在都被贬到了“无”的地位。回顾历史，我看到：对自己一方狭隘的爱的无限捧高，在宗教、主义、国家、荣誉和其它形形色色神圣的旗帜下，曾造成过我们人类多少苦难！可惜这样的狭隘的爱，仍在今天左右著我们人类的命运。 如果每个人都把当个好妻子／好丈夫、好朋友、好儿女、好父母、好同事、好邻居和好的自然之子──做为他／她人生的最高目标，如果每个人都用他的良心平等地待它人，如果我们人类能够参透那些形形色色神圣旗帜后的真实目的，如果人类能够真正地珍惜和享受他们的生命，如果人类能够意识到他们具体的幸福，高于他们任何神圣和抽象的旗帜、神喻和主义……我相信从此我们人类的苦难，会减少许多。 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女孩曾经向我说过，她的“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爱她和她所爱的人们感到快乐”。这句话象明灯一样地照亮了我的生活。现实的生活是复杂和纷乱的，但很少有哪面神圣的“旗帜”或“主义”能够经受住“个人的良心”这一简单的判剧的；相反，总是有人要利用那些神圣的旗帜和主义消灭人民心中他们良心的声音。所以，我坚信个人朴实的良心将是黑暗时代中全人类的不灭的明灯。 一个以“良心”看待它人的人是很难去发动一场战争的。一个以“良心”看待它人的人是很难去灭绝其它的种族的。没有“良心”的“爱”便是残缺不全的爱。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争中的盟国无疑也有许多战争的暴行，如奕豹先生所指出的那些事例；我个人更以为许多针对平民极为血腥的大规模“战略轰炸”，是没有必要和完全错误的。战争本是全人类的不幸，所以我们人类的“战场英雄主义”，还是越少越好－－我但愿它只有在“纯自卫”的情况下才存在。然而，我们无法否认日本和德国，是那场战争的发动者、侵略者、种族灭绝和奴役者。（从战前对波兰的括分、对芬兰的侵略和战后对东欧、东亚领土的括分上，我不认为苏联是个乾净的受害者。）奕豹先生谈了许多盟国审判轴心国的例子；我想问的是如果日本和德国是“二战”的胜利者，他们会不会审判我们？他们又会怎样地审判做为的战败者的我们？他们曾经怎样地审判和灭绝他们自己的公民？他们是怎样地处置他们之间撤退中受伤和立场稍有动摇的战友？他们曾经怎样地对待敌国的战俘和平民？他们又要怎样统治世界？战后五十年来他们又是怎样地审判自己的呢？所以，我相信他们的许多“优秀品质”，包括他们的“爱”，也是畸形和狭隘的。 德国人和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这种爱，不仅使我们人类再次饱尝了战争的血腥和苦难，也使他们自己走向命运的深渊。仅以奕豹先生例举的德国潜艇水兵为例，战争之初，德国潜艇曾经肆虐一时；然而随著战争的发展，随著声纳、雷达、无线定向、反潜飞机、反潜鱼雷、深水炸弹和潜艇反潜战术的发明、提高和完善，战争最后一年被击沉的德国潜艇竟然比被它们击沉的水面舰艇还多！是什么样的精神驱使著他们在没有制空权、制海权和制港权的情况下盲目出击搞自杀性攻击的呢？是什么样的目的驱使著他们去坚持一场注定要失败的不义战争？是什么样的“爱”令他们的妻儿当孤寡？是什么样的“爱”送他们更多的兄弟当炮灰？我不想过多地贬损德国水兵之间的那种爱了，但我觉得那种爱尽管真诚──却是这样地狭小和无力，因为他们自己就在一条错误的船上。我看那时的德国人日本人在“爱”上的悲剧正是对“爱”的真正涵意思考得太少了，而不仅仅是他们受了希特勒和天皇的骗──我相信在那个时代里做为一个德国人或日本人的最真诚最负责和最崇高的爱国主义便是：反战、反对战争名义下的暴力、和尽早地结束战争，以避免和减少一场本民族的大灾难──少数这样地为正义而献身的德国人和日本人才是那场战争中真正的民族英雄。 因人不能和不敢把自己放到他的对手的位置上去理解他人，“己所不欲”，常施於人。人类由此在不同的利益中争斗，人类由此被不同的神圣所欺骗，人类由此在不断的苦难中挣扎。一个苦难的国度也是一个“圣人”和“英雄”们辈出的国度。 康德有一句名言：“有两件事当我们仰望得越久，思考得越多，它们在我们心中所引起的敬畏便也越深──这便是无穹的苍天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正义并非某些写历史的人的宣称，正义乃是我们每个人良心中的那杆秤；我们的各种“爱”与“恨”，常须要放上去称一称。我相信唯其如此，我们人类才能有真正进步。 五十年来，无论大陆还是台湾，我们中国人只有在一切崇高的理想破灭后才开始比较脚踏实地生活，才开始拥有比较好的生活。这里的心酸有谁知！ （文/成朴、弈豹，摘自联谊通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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