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柏骏文粹 | ||
| 继续流浪的精神病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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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的杜欣是成都市温江区金马镇的一名农村女孩，2001年初中毕业后，由于家庭贫困被迫辍学到温江某度假村做服务员。和所有的女孩一样，她学习、工作、自由恋爱，拥有梦想。然而，在遭遇失恋和母亲去世的打击后，杜欣开始精神崩溃，甚至自残—有一次，在意识混乱中，她竟然用菜刀砍断自己的5根手指，并将血淋淋的断指放进了嘴里。无奈之下，与她相依为命的老父亲只好用铁链将她锁在一间12平方米的小屋里，一锁就是一年。 这个可怜的老父亲可能不知道，他的处理手段是政府不允许的。2003年9月27日，在当地政府、残联、卫生系统、财政部门的全力支持下，重庆永川市3名被关锁在家的重症精神病人获解救，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新华社的报道说：“这对永川47名被关锁精神病人的拯救，开了个好头。”据中国有关权威部门的保守估计：中国患精神病的人数现已达到1600余万，其中有160余万人对社会治安构成危害。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得到统一的管理和有效的治疗。 2003年6月28日清晨，广州市发生了一宗骇人听闻的惨剧，一名有精神问题的男子陈某手持利斧，在白云区沙贝菜市场一带狂砍路人，导致5人死亡7人受伤。赶到现场的记者描述说：“死亡人数较多，每个现场都血流满地，十分骇人。”此前的2002年2月27日，福州市永泰县4名小学生在放学回家的渡船上，被一名女疯子用刀砍成重伤。 不仅对旁人，对自己的亲人，精神病患者也常常加以残害。2002年4月10日，江苏省江宁县谷里镇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的农民刘启明，用斧头把自己的母亲、妻子和年仅3岁的女儿残忍地砍死在家中。 从中国各地区反映出来的情况看，与精神病患者有关的治安、刑事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广东省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马光瑜说：“精神病患者作案时多处于无自知力和病态心理状态，造成的破坏比普通违法行为更大更广。”“他们的情况总是让我们觉得很棘手。”成都市公安局的一名老民警说：“很多精神病患者作案后因不具备法律上的责任能力而免于刑事处罚，收容到收容所对其治疗又非常不利，甚至会使其病情恶化，让他们回到社会，又会成为社会安全隐患和不稳定因素。” 被低估的杀手 2003年末，在成都华西医科大学医院心理卫生门诊部，每天都挤满了前来就诊的患者，还有很多家属提着生活用品要送进铁门里的病房区。 “他们大都是因为各种心理障碍而来。现在人们慢慢开始重视心理疾病治疗的重要性了。”一名当班的医生说。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预测，迈入21世纪，人类的健康面对的最大威胁将是精神病与脑神经疾病，而最常见的精神病是忧郁症。 根据中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目前中国每年约有25万精神疾病患者死于自杀。这一数字，是卫生部、民政部、公安部和中国残联2001年联合召开的第三次精神卫生工作会议透露的。该会议还透露，1982年各类严重精神疾病的终生患病率为12.96‰，到1993年上升为13.47‰，而且这样的上升趋势一直在保持着。 调查显示，中国17岁以下的3.4亿儿童、青少年中，约有3000万人受到情绪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困扰。 据世界卫生组织和哈佛大学联合开展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精神分裂症的治疗率仅为30%，这其中除了因为贫困而中途放弃治疗的原因外，相关的医疗机构非常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相关的医疗机构只有500多家，专业的医师只有1500人，按照1600万精神病患者的比例计算，一个医生要负责1万多个精神病患者，同其它疾病相比，被重视的程度是最低的。 卫生部疾病控制司慢性非传染病控制处副处长张立说：“在大学生退学的原因里，过去都是一些传染病占主要因素，现在多为精神障碍方面的疾病。”“仅有半数患者承认患有精神病，而且只有1%的人接受治疗。”华西医科大学医院的一名医生道出了另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这里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家属的原因。如果哪个人、哪个家庭有人被认为有精神病，那么社会肯定会对他们产生歧视，这样的后果很令人害怕。”张立说：“不只是精神疾病患者本身对心理障碍认识不够，很多医生的认识也很不充分，所以现在综合医院的误诊率还是很高的。最常出现的情况是把精神方面的疾患当成躯体疾病来治疗。因为治疗方法不当，病情得不到有效控制，有时直到出现病人自杀等严重后果，才发现原来患者得的是精神疾病。” 缺钱 杜欣的父亲曾经多次将她送往医院治疗，但是家庭实在贫困，根本没有能力长期住院。他说：“我自己痛苦就算了，我更害怕她跑出去带给别人麻烦。我甚至贷了款给她交医药费，现在都还欠着银行1200元没有还。”“杜欣还欠着医院2000多元医疗费。”温江县万春精神病院的邓乾智医生说，“像她这样不能长期坚持治疗，是不太可能恢复健康的。”成都市公安局的一名巡警说：“遇到精神病人找不到家或者违法犯罪，我们都没有办法处理，只能将其交给家属或者民政部门，所以他们总是不断惹麻烦，而我们无计可施。”而四川省民政厅有关人士介绍，目前民政部门还没有对精神病现象进行过专门的调查，所以一直没有给予专门的经费，只是将其中的困难家庭纳入低保救助范围。这位民政人士说：“看现在的情况，应该引起我们重视了，但是最好是从高层开始。”成都《华西都市报》一名专门采访民政工作的记者说：“我采访四川省的‘两会’5年多了，但是无论会上会下，从来没有代表、委员们对精神病提出过意见或议案。可见人们对精神病危机的认识还不够。”多数精神病患者在伤害自己、家庭和社会之前，都曾经在精神病院接受过治疗，但却很少有坚持治疗痊愈的，因此病情很容易复发。 “主要还是钱的问题，由于无法工作，精神病人的家庭一般都比较穷。”邓乾智医生说，“条件好的精神病医院，一个重度精神病患者一个月的住院费在5000～6000元，而精神病的治疗期长，复发率高，治疗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综合费用往往高达十几万元。即便是普通的医院，每年至少也需要7000～8000元。”对于精神病医院，政府一般采取定期给予一部分补助的办法。邓乾智医生说：“这笔补助少得可怜，我们医院要生存下去只能靠自己赚钱，所以我们的治疗很难成为一种社会福利行为。”“但是我们这样的医院要赚钱也很难，在成都，一家仅有50～60张病床的综合性医院每年可以赚到几百万元，而拥有180张病床的我们每年却只能赚100多万元。所以我们精神病医生是所有医生中收入最低的，同时也是风险最大的，被病人打骂是家常便饭。”邓乾智医生说，“同时许多人对我们这样的医院有偏见，除了精神疾病，其他病很少来找我们，尽管我们同样可以治疗那些病。所以，我们的生存充满了危机。”结果就是，流浪街头的“三无”病人，民政部门将其收容进医院，但是医院由于收不到任何费用只能让其离开继续流浪。 卫生部的统计数据表明，早在3年前，中国的精神疾病负担就已经排在疾病总负担的第一位。面对高额的治疗费用，许多精神病患者的家属望而却步。杜欣父亲的心理正像另一名患者家属说的：“我们只能把病人锁在家里，只希望他不要出去惹事。” 贫富差距的又一诱因 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很典型地反映了贫富差距过大带来的严重后果。 据统计，目前中国的1600万精神疾病患者治疗费用和丧失劳动力造成的负担约占全国疾病总负担的20%，到2020年，还将占到疾病总负担的1/4。有经济专家指出：“生活压力的加大不断产生更多的病人，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也导致他们得不到平均的治疗机会，不但正常人不平等，连病人也无法平等。”四川省一名精神病医生一直通过分析各种社会调查数据来研究机会不平等的问题。他指责说，现在很多精神病院显然是为了经济创收而存在的，它们很少有社会福利的性质和努力。另外一名医生评价说：“虽然这么说也许有些尖刻，但是现在的精神病医院成了为钱服务的场所，而不是为社会。人们因为金钱的多少而渐渐有了明显的差距。”“如果仅仅从这一方面来说，我们又回到了一个阶级社会。”成都市一名病人家属说。她的丈夫病了以后，她一个人既要工作，还要照顾老人和孩子，更要千方百计弄到钱定期交到医院，避免丈夫被停止治疗。 问题已经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至于很多患者家属要求政府立法允许对患者实行强制性治疗。但是立法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一方的观点是，在没有征得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不能强迫一个成年人接受任何一种治疗；另一方的观点是，主张实行强迫治疗的人认为，精神病患者在特定情况下分不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根据这种观点，他们要求立法允许患者家属代替那些丧失自主决定权的人做出治疗方案的决定。 “现在的社会变化的影响，在10至20年之后就会显现出来。但是到那时，即使人们注意到，也已经无法挽回了。现在，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差距的扩大和不平等的蔓延，摘除危险的萌芽。”四川省一名精神病医生忧虑地说，“国家应该制定行之有效的法律，对精神病等特殊病人实施低收费或免费收治，并严格规范精神病院的公益性质。” （文/尹鸿伟，摘自《南风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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