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骏文粹
北大人自述：感受民主
 
    我心中的北大，始终是那以沙滩、红楼、民主广场为中心的北大，我把她叫做老北大。那时北大有文法理工医农六个学院，还有研究所和不少附属单位，散布北平城内外，师生的住所更是分散。没有一个封闭独处的宁静的校园，而是渗透在社会之中，也许这可以说是老北大的一个特点吧。市廛的喧嚣和声色狗马的诱惑自然是强烈的。但民间的疾苦也更能使北大学生得到直接的感受，至今我还记得，临近半夜还在叫卖“铁蚕豆...臭豆腐...”的老人悠长的声音带给我的凄凉。1948年我入北大时住的北河沿三院，去东安市场只需走10分钟，每次得到家中汇款，就急急忙忙去那里换“袁大头”，还在宿舍买同学出售的面粉以保值，每天早餐常是吃小贩卖的煮白薯，如能坐在红楼门口小摊的长凳上吃一餐大油饼就老豆腐，就是高级的享受了。那时并没觉得大学生有什么优越感，而是充满着对这个民族的忧虑和沉重的负荷。
　　1948年，我选择了北大
　　1948年初夏，我从四川成都的石室中学毕业，只身到了上海考大学。
　　到上海考，有点破釜沉舟的意思，考不上也不回去了；同时也为了如果考上，能方便地到校。当时我认定了北大地质系，浙大史地系和武大化学系，除了武大，别的离四川都远。
　　最先考的是北大。北大、清华和南开。三家联合招考，这是西南联大留下的组合，三家身价都高，你要不把我摆在第一选择就别考，因此只能三择其一，我选了北大。
　　浙大名声也好，我对地理有兴趣，还爱好历史，而史地系是浙大的特长，因此一定得考。但浙大身价也很高，他在上海考区的考试日期，偏偏和北大清华南开安排在同一天，显然是表示我不捡你剩下的。但我也有办法，浙大南京考区是另外的日子，我就坐火车赶去，记得考场设在考试院，很大又凉爽，环境好，我发挥得也好，不象北大考场是借用一家中学，屋子里很热。
　　武大在上海招生的时间晚，是最后考的，下场就知道考砸了，不仅因为这时已经有点疲乏松懈，还因为那英语考题中有不少名词我不认识，后来在大街上发现，原来在一些店铺的招牌上就有，我在四川尽学古典文学，这回吃了大亏。
　　好坏总算考完了，住在表叔王诞敷家中，他是中纺公司的医生，公司给了他一栋日本式小楼，条件不错，家中有收音机。反正就这样了，等着发榜，没事就听京戏和音乐。
　　北大的榜最先出来，报上登的，一看有自己，一块石头落了地，别的考不上也无所谓了。接着浙大也录取了，两家的入学通知书差不多同时寄到，一看浙大还给我奖学金，上学不用花钱。这倒使我有点犯难，究竟如何选择？家里的意见也不统一。
　　我的爷爷希望我到浙大，因为当时国民党崩溃之势已经出现，北平已三面被围，当时他已经并不那么畏惧共产党，而是怕在城里也打起仗来，玉石俱焚。我父亲则要我上北大，他是学术高于一切，认为北大地质系在世界上已经有声誉，读这个系将来可以成为世界知名的学者。父亲是三十年代北大的研究生，那时就对丁文江、李四光等很推崇，后来在浙大史地系当过教授。和地质学家叶良辅共过事，对地质界的情况相当了解。就我自己来说，当学者兴趣并不那么大，而听说北大讲民主自由，倒是很向往。其实也就是多年来因家里人不大管我，（父亲教学在外，这一生我们共处的时间，累计起来也不过两三年，祖父母宠爱有加，对我没约束）自由自在惯了，愿意到管理松散一点的学校，上中学就是如此，当时也是考上两个学校供选择，树德中学和石室中学，都办得好，毕业生一般都考得上大学，进名牌大学的也不少。树德中学的升学率，据说比石室中学还要高些，但是管得严，石室中学则管的松。我选择了石室中学，进去后果然如此，譬如当时高中生都实行军训，树德的学生出来必须扎皮带打绑腿，穿戴整齐，我们则不要求。再如那时学生都住校，出校门必须请假，而训导处的办公室就设在进出必经之处。但是我们中学在晚饭后这段时间，办公室内是无人值班的，可以自由出入，只要在晚自习前回来，就无人过问。因此我总是在这时跑到附近的祠堂街去看书，那里的书店一家接一家；还有老师上课不点名，听不听由你，不过考试很严，我那个年级，头一年就有三分之一的人留级。听说我们这治校的传统是一位著名的校长张重民从北大学来的，学校里还有他的纪念碑。有这些因素，我选择北大就成为必然的了。我祖父这时瘫痪在床已快一年，自己看不了信，我便骗他说上浙大去了，每次写信用在浙大的口气另外给他写几页，还描述点西湖风景之类，由别人念给他听，他也就相信。这样骗了几个月，北平的战事和平解决了，才把真相告诉他。
　　话说的似乎远了，但这可以说明当时我对民主自由究竟是什么样的认识，也许作为一个人，总是愿意能按自己的意思说话行事。我选择北大实际上有点象那些士兵愿意跟着李广，而不愿跟程不识。
　　北大学生，自己的事自己管，走什么路自己选由于和家里磋商延误了时间，我决定去北大的时候，大队人马已经走了。他们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学生自治会联合组织包船北上的，以新生为主，也有回家度假的老生。集体走比单独走省事又省钱，现在得我自己打点上路了。我去三校在上海的办事处打听了一下，学生自治会的人已走了，但象我这样拉下的散兵还有，建议我们自己组织起来北上。经过办事处的帮助，我们取得了联系，一位是清华机械系的新生李钟平，一位是北大经济系的高年级同学，姓何，连我三个，三人曰众，于是推何姓学长当头，也算组织起来了。那时淮海战役即将大规模展开，上海与北平之间，除了坐飞机，只有海路可走。人们纷纷向南跑，北上的船舱很空，价钱也便宜，我们都买的“金刚号”二等舱（这条船不久前触礁破损过，修复后图个吉利，故命名“金刚”），四个人一间，还空着一个铺位没人。这船虽有金刚巨无霸，其实不大，镇不住在风浪，特别是在第二、三天经过被称为“黑水洋”的海面时，动荡剧烈，我们都眩晕呕吐，吃不了饭，睡不好觉，二等舱也没带来舒适。进入渤海湾才缓过来。
　　航行四天，船到了天津，这时已近黄昏，好在那时客轮是直达市中心码头，下船后马上各雇一辆三轮车，拉着人和行李直奔南开大学。共组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在抗战胜利，各自回到自己的校园后，三校学生自治会之间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互相照应，视若一体。我们一到南开，南开的同学马上安排我们免费吃晚饭和住宿，还请去大礼堂看南开同学自己演出的话剧“夜店”。可惜我连日海上颠簸已很劳累，初到北方，听普通话的能力也差些；加上入场晚了，坐在后排，看不大清楚，对这场话剧没留下什么印象，但学长们的互助精神和组织才能，则至今难忘。
　　第二天一早坐火车去北平，那时的火车开得慢，走了几小时才到达。出车站就是前门和箭楼，街道的宽阔、城墙的高大，和行人的稀少，与人烟稠密、市井繁华的成都、上海相较，换了个世界；我要生活在这凝重古穆，显然也比较清苦的城市中了。当天晚上的伙食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菜不好吃，以馒头为主食更不习惯。不过并没有规定你只能吃这些，那时北大沙滩的食堂就有好几个，是学生自己管理，管理人是膳友选的，每月都公布帐目，你可以自由选择去入伙，不过当然不是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首先，伙食费就起着控制作用；我因为来晚了，没能住进靠沙滩近的学生宿舍西斋，而是距离较远的三院，这里人少只有一个食堂，除非到沙滩去吃，为了吃饭方便，我只能忍受不习惯的伙食，还是在三院入伙。
　　来晚了，住的也差了。西斋是两三人住一间，三院的房间大，特别我住这间屋，有二、三十人，里面没有一个地质系的，谁叫你迟到呢。我独来独往，到也自在，晚上常去东安市场旧书店逛逛，有时还去看看电影和京戏。学校行政是不管学生在怎样生活与学习的。除了到注册组报到和找地质系系主任孙云铸教授签字，就没有和学校行政打过交道，课程表公布出来，到时候自己去找教室上课，老师从不点名，北大确实是自由的，真有点“帝力何有于我哉！”的味道。不过也并非独善其身，师生之间是很密切的，也许和人少有关，我们班十二个人，很快就熟了。没过几天，高班的老乡谭振民邀我到他的宿舍去坐坐，无非是聊了聊家乡的情况和北大的学生生活，也谈到彼此喜欢看的书。我们石室中学在北平还有个校友会，是哲学系的杨祖陶同学负责，他也真有本事，打听出新同学中有我这样一位从石室中学毕业的，在北海公园组织校友聚餐欢迎我的到来，只有几个人，不过当时北大的训导长贺麟教授也是石室中学毕业的，他也到了。说是聚餐其实没什么好吃的，因为校友中没有“大款”，贺麟算地位最高的了，薪水也不多。大家讲讲母校的往事与现状，倒仍是很热烈，也没有因训导长在场而拘束。这次聚会照过几张合影，杨祖陶给了我一份，可惜后来都失去了。不知别人有没有保存下来的。
　　谭振民后来又找我去过他宿舍几次，有时还有中学女生来找他议论时事，他们也不避我，后来潭建议我去参加高班同学冯钟广组织的学习中国通史的读书小组，这时我已看出他是那种“左倾”的学生，这学习不会仅仅是学习中国通史，但是我也同意了。因为这时我已不信国民党宣传的那一套，以后我就经常参加冯钟广召集的这个小组的活动，除了本系高班的濮德湘、同班的翟裕生，还有物理系的刘光鼎。果然，除了学中国通史，每次都讨论时事，当时淮海战役正在进行，中国的前途自然是关注的焦点。随着形势的发展，对国民党的败局已定，我们都深信不疑。不过对未来的前景我仍心存疑云，认为这场战争不过是两党在争夺江山，共产党是不是真为人民，得看一看他干的怎样再说，但同时认为国民党政权专制腐败实在无可救药了，换一换也好。别人都比我相信共产党，劝我多找些有关的书来看，这些书在别处不容易得到，在北大可是半公开地流传，学生自己办的图书馆“孑民图书室”就是它们的大本营。我入学后不久就到“孑民图书室”当了个义务的图书出纳员，一星期去值几次班，看书也就很方便。是谁介绍我去的记不清了，肯定是地质系的地下党组织的主意，大概他们已了解到我这人喜欢看书，让我到这图书室去真是绝妙的安排，后来物理系的同学张和生又介绍我到理学院同学办的五四图书室，一个角落里的小房间，书不多，来借书的人也少，值班时很闲，可以安静地看书，这些工作做到后来围城打炮了才停止，但看书则不仅未停下来，反而因为有一阵不上课，看的更多了。
　　在短短一段时间内，我真读了不少书，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我都通读了；还有香港出版的《群众》杂志以及其他多种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介绍解放区实际情况的小册子，象普列哈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还有不知是谁写的《方生未死之间》和《大江流日夜》都给我留有深刻的印象（后来才知道《大江流日夜》的作者原来就是当时在北大法律系的王孝庭同学，2000年4月出版的北京大学校友通讯第28期上他回顾了这件往事）。那时年轻，眼睛和记忆力都好，图书室其他书也看了不少，包括大部头的《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都是这时看的。
　　我对历史本来就比较熟悉，接触到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后，对阶级斗争是否就是决定历史进程的动力还有怀疑，但完全同意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阻碍中国的发展，而只有拥有先进的生产力才能建成先进的社会。感到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是最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把中国带入民主自由富强之境现实有效的途径。实行这个纲领，对我这样的家庭自然会有所损失，但国家富强了，那也值得。因此在北平开始围城，家中竭尽所能给我挥来一大笔钱要我买飞机票回去时，我已决心留下。当时在北大上学的，绝大部分的家庭出身大概都和我相似，不是出身于贫下中农和工人家庭；有些同学的父母在官场的地位还十分显赫，父母是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的同学也很多，可也就是这些人，绝大多数选择了共产党，象组织我们学习的冯钟广就是当时清华大学地学系主任冯景兰教授的长子。我到北大后父亲就要我去看望他的老师汤用彤和同学邓广铭先生，在他们家里我认识了汤先生的公子汤一介和邓先生的长女邓可因，而他们两位那时都已比我倾向共产党得多了。（冯钟广当时已参加在北大处于地下状态的共产党，汤一介和邓可因后来都很早就成为共产党员，他如物理系的华顺，华罗庚的女儿；经济系的晏福民，晏阳初的儿子；历史系顾行的父亲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书记长，都是地下党员。这种情况在北大平常得很。北平围城后南京派专机来接教授南下，北大教授离开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
　　我是从理性上认识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纲领，选择了自己的道路，而不是简单地从共产党给我带来了什么好处而拥护共产党的，但这在后来渐渐不大为人所理解，他们怀疑，象你们这样的家庭出身，本来过的好好的，为什么还要来参加革命？或者认为，不要以为你们的动机那么高尚。正因为你觉锝投身革命不是为个人，所以你们容易动摇，不象农民是为了二亩地；工人为了八小时工作和提高工资，他们的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是紧密结合的，所以他们最坚决。乍一听，我也觉锝人家讲的有道理，真该夹着尾巴认真改造，但经过几十年的风雨，走过曲折的道路，渐渐看到，其实这种经过自己的理性的思考来确定人生道路，走起来才是最坚决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心之所善嘛！我的德坚是这样。我看许多当时在北大积极投身革命的同学和师长，情况也相似。他们中许多人后来被误解、甚至诬陷，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直至非正常地离开人世，而仍始终坚持自己最初的理想，我以为正因为这是他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今天已可看的比较清楚，他们不过是没忘记建设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的目标，没有忘记老北大的传统。那些看他们不顺眼的人才是变了，忘记了当初的理想和许下的诺言。
　　在这里，我似乎说的多了一点。原因是今天的年轻人以及海外的朋友，往往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你们为什么那样傻！”我希望我所表述的心路历程，能帮助大家增加一点对我和类似我的当年的北大学生的理解。
　　直接选举学生自治会，学习使用民主权利的第一课入学不久就赶上了学生自治会换届选举，由全体北大学生直接选举，候选人由各系学生自治会推出。地质系推出的候选人是王宗周，系里组织迎新活动时就认识他了，对新同学很关心，而使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这次活动中登香山时他的表现。地质系的登山很特别，不走现成的路，偏检没路的地方爬，只见王快步如飞最先登上了鬼见愁，许多老同学也早早上去了，而我则吃力地攀登了好久才到达；虽然在成都几年没有走山路了，但在老家上中小学时是有过锻炼的，现在拉得这样远，因此对老同学特别是王很佩服，这次选举投了他一票。
　　外系的候选人不了解，不要紧，各候选人都有一批者为他竞选，出大字报，发传单，介绍他的情况和当选后的许诺，周末利用北楼的教室，各系分别有自己的活动场地，候选人及其支持者在那里发表演说和用演出文艺节目的形式宣传，有些同学还化了妆，头上戴着写有候选人名字的纸帽。法律系二年纪候选人王学珍同学的宣传活动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
　　当时是国民党掌握政权，他们自然少不了干预，但在北大，国民党三青团的势力都很微弱，没几个支持者，谁是他们的候选人，不仅现时记不得了，当时也几乎没感到他们的存在。选举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王宗周当选了，听说国民党特务盯上了他，于是跑到解放区去了，但他那时其实并不是共产党员。国民党一个极大的错误就是以为当时北大学生的行动是受着少数共党分子的操纵利用，其实北大的学生那里是那样好操纵的，要是你的主张不对，或学业品行不好，或没有能力，不会有人选你的。国民党的作为，实际上是把优秀分子都赶到自己的对立面去了。
　　自己给自己作主，这是我在北大感受到的民主的真谛。这当然不是说一切为了自己，而是一切应经过自己独立的思考判断再做决定，而不是让脑袋长在别人的身上。一直到1951年5月我调离北大，这种直接选举的传统，在北大一直是保持着的。不仅班级等基层是直接选举，北大团委也是开全校团员大会选出的。1950年秋季开学后团委换届，这时团员人数增加了，北大没有能坐下这么多人的室内场所，便借了旁边中法大学的大礼堂举行。虽然候选人有上届团委的推荐，但在投票前，仍有团员面对面的提出询问与批评，推荐人和候选人也当即回答，对批评得对的表态接受，有不了解的地方，当场作出解释，团员与候选人间相互沟通。我是在这次大会上被选为北大团委委员的，得票率大概有百分之七十左右，不是很高，团委书记张群玉最受团员欢迎，几乎是全票当选，可惜她还没干满一届，就调离了，离任时全校团员又在中法大学礼堂开大会，欢送她和别的三十多位调去做其他工作的团干部，大家依依惜别同时相互勉励，全场洋溢着青年人纯真的友谊与热情，那时当青年团干部没有当官和什么级别的概念，如用后来惯用的赞颂语言“干群水乳交融”来表达，在这里并不恰当，因为大家都是大学生，本来就是一样的嘛！我也是在这时从北大团委调去团市委工作，参加了这个大会，至今难忘当时的热烈场面。
　　争温饱--我参加了一次非暴力的请愿
　　我到北大的时候，正是8月19日北平各报刊登国民党要逮捕审讯的学生名单，特刑庭发出传票，限令这些学生于8月20日投案，否则予以逮捕；随后又发出两次传票，总共463人，其中北大占了247人。虽然这些被传讯的同学都转移走了，国民党没有抓到人，但在这种形式下，北大学生没有再进行街头的抗争，而采用了其他形式。譬如入学不久，教师们就来了一次集体请假，说是“请假”其实也就是罢教。当时南京制订了法令不许罢教、罢课，那就请假。
　　请假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物价上涨而工资上不去。也是8月19日，翁文灏主持的行政院实行所谓“新经济政策”，法币换成金圆卷，并禁止银圆流通，工资物价都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平，许愿说从此币值会稳定下来。但官员的贪污腐败和打内战的巨大耗费，使印钞机仍然加速工作，社会上的票子多了，物价那里控制得住，我在上海还未出发北上，物价就已在涨了；政府抓住涨价的商人处罚，商人也有对策，有东西不拿出来卖，要买得去黑市；于是当局又下令，必须把东西拿出来卖，否则也要抓人，对一些知名的商家尤其盯得紧，像金星牌自来水笔当时是国产的名牌货，每天这个厂子都必须拿出一些来卖，厂家也有办法，拿出那么一点点按规定价格买。买完了事。这些明码标价卖出的笔，实在是便宜，于是许多人一大早去他的门市部排队，货刚上架就一抢而空。诞敷表叔的族弟王永梭，是技艺高超的哑剧演员，但当时无所事事，在这里闲住，有时间去排队，很得意地买回一支。
　　显然，靠这种办法，物价是控制不住的，但教师的薪水官方则有能力冻结起来。同学对教师们的“请假”自然是同情，为此我写了一篇通讯《请假在故都》，用航空信投给成都的西方日报，我知道这报是刘文辉办的，对批评南京政府的言论较不限制，版面也多，有可能发表。果然几天就见报了，寄回一张载有这通讯的报纸，但没有寄稿费，我亏了。不过这是我的文章第一次变成铅字印出，得到报纸仍是很高兴。便把它保存起来，可惜后来失去了。四十一年后参加宋庆龄基金会的儿童文学评奖，得遇杲向真大姐，她说起曾在西方日报工作过，我想到了这篇通讯，讲道了当年投稿的经过，她说很有可能就是她编发的，因为她正管这类稿件。人生路狭呵，世界也真小。
　　当时我的父亲是湖南大学史学系主任，拿着教授中最高等级的薪水，但我上大学的用费仍主要得靠老家供给。父亲每为此愧疚，但也实在无力，北平天冷，他给我寄了件呢大衣来，是已经旧了的便宜货。在老家，我父亲名下有八十担稻谷的收入，不算少，但那里的粮食价格比北平低了几倍，谷子卖出钱来汇到北平再买回粮食，这一出一进就约有百分之七、八十损失掉了，加上汇兑要时间，在此期间物价又上涨了许多，因此家中要按月筹措我需要的费用实在不容易；我这样的的地主家庭尚且如此，那些经济条件比我差的同学就更困难了。那么当时北大许多同学是怎样维持学业的呢？入学后不久就知道，原来高年级的同学都可以买平价的粮食，还有政府的贷金可领，而我们新生没有。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我们也应该获得和高年级同学一样的待遇，于是串联起来约好时间向校长胡适请愿，当然有地下党员在发动，但谁起的头并不清楚。
　　按约定的时间，我到了孑民堂前，胡适的办公室就在东边的厢房，我和大家一起坐在孑民堂前砖铺的地上，有二、三百人（1948年北大招收新生四百人，来了过半数）；只见西语系的杨传纬同学站起来讲了这次请愿的目的并要大家推举代表去见校长，大家鼓掌推了他，可能还有别人，记不住了。代表进去不到一小时出来告诉大家，校长要当面和我们谈。随后胡适就出来了，旁边站着的是校长秘书邓广铭。
　　胡适讲话的大意是高年级有这些待遇是历史的遗留，现在的没有这样的规定了，学校无法照此办理，但为照顾大家的困难，可以借给同学们一些钱，第一次每人三十元。最后希望大家不要坐在这里了，还是回去上课。
　　三十元不算多，但也够一个月伙食了，而且有了第一次也应可有第二次。那时通货膨胀，过一阵这些借的钱已不值钱，实际上等于白送，大家心里都明白，便接受了这个解决办法平和地回去了。
　　过了没几天，学校通知，要大家填好借款单，再到训导处去找训导长贺麟签字，就可以领钱。我办了这些手续。领得三十元金圆卷。
　　这次请愿，是我一生中惟一的一次见到胡适。胡适可以说是我父亲的恩师，但我到北大，父亲并未叫我去拜望，可能因他正当着校长。邓、贺两先生则已见过了。邓先生看到我也坐在这里请愿，该怎样想呢。我知道，他想的和我们差不多，他的长女可因是北大著名的社团“星火社”的成员，这个社团是共产党的围组织。国民党在大陆的垮台，固然由于战场上的失败，更深层的原因还在失去了人心，这次争温饱的请愿有这么多人参加，便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得到借款后不久，北平城被围了，校长胡适乘专门来接的飞机南逃，邓、贺二位则都留了下来，校务由临时组成的领导机构维持，决定动用库存的“应变面”，吃饭干脆不要钱，也就用不着再借了。
　　自己办社团--我在北大摄影学会
　　一进北大，最使人眼花缭乱的是各种各样的社团。大大小小的合唱团最多，跨学院的就好几个，还有按系按宿舍或不分系别有共同爱好就组织起来的，我还记得名字的有大地合唱团，沙滩合唱团；舞蹈团体中，民舞社以她新颖朴素的表演最受欢迎；论参加的人数，可能是大地合唱团最多。我参加的孑民图书室、五四图书室也都是社团性质。还有象我参加的那种学习组织，有的固定下来并发展成为社团，文法学院这种社团最多，如历史系佘世光等的“风雨社”，顾行、邓可因他们的星火社，出墙报有时还出书刊，很有影响。与书有关的还有个新民主出版社，后来才知道是经济系李汝玉同学一个人在那里办；经济系同学还办起了银行，你的钱存进去按当时的市价，折成兵船牌面粉，取款时再按当时面粉的市价换成现金，一进一出也收点手续费，但收的不多，却能省许多事，象我初到三院，见到卖面粉的招贴，就赶快去买回一袋，放到自己的床下，到用钱时也写一张招贴，等着别人来买，还有点担心是不是能买掉。这个银行帮大家解决了这个问题，办了好久，很可能是中国最早一家办折实储蓄的银行。
　　我这人唱歌跳舞都不在行，没想到去参加这类社团，已经参加了两个图书室的活动，剩下课余时间也不多了，但一个摄影社团--“北大摄影学会”引起了我的兴趣。他们卖北大校景照片，还给同学拍注册相片，照的不错，价钱比外面便宜。我在高中时就喜欢看画报和摄影，但自己没相机，仅借别人的那种方盒子固定焦距的相机拍过几卷。现在有这社团能参加该多好，但还是得自己有相机才好意思去参加。正好家里汇来一大笔钱要我买飞机票回去，我已决定留下，就把这钱拿了一点买了个台120日本相机，当时日本相机在旧货市场上很多，价钱也便宜。
　　有了这相机就去报名参加，他们很欢迎，因为他们都是高班的，希望有新同学接班。这个社团只有几个人，历史系的时光，法学院的狄源沧、工学院的黄有熊技术最好，是主力，狄有一台禄来福来，黄有一台莱卡，都是德国造，当时的高级相机；时光用的是美国的雷丁拉，差一点，但也比我的日本货强。摄影学会留下的成果主要是他们拍摄的。不过我本来也就是抱着学习和玩玩的态度来的，自然不以为意；同时发现，还有两位社员，周其湘和李汝玉，连相机都没有呢。他们爱好摄影，李汝玉虽然还在办出版社，仍经常来。
　　摄影学会有暗室设备，在红楼地下室，这些地下室在沦陷时期是日本宪兵队关人的地方，现在学校让学生自治会分给射团使用，我们得到一间。有这暗室能冲洗照片，我们便能为同学服务也有些收入，当时的社团没人给你补贴，费用全靠自己解决，我们在社团中算经济条件好的。我参加后实际上摄影的时候并不多，主要是在暗室工作。参加后不久北平和平解放了，这时我们保存的学生运动照片成了宝贝，团中央、全国学联、青联都来要这些照片，还要求放大，我们都尽量满足，那时没有版权概念，只收了洗印费，也比市价低，不过我们不交税，仍有些盈余，而由于供应量大赚到的钱在当时算很可观了，于是增购了放大设备和相机，使没有相机的同学参加进来也有摄影实习的机会，可惜只来了一位新社员张文辉。人手少，这时我几乎一有空就到地下室去了。
　　我到北大晚，没赶上学生运动的高潮，但这些照片给我补了课，因为团中央、全国学联等单位要这些照片，是布置展览用的，不仅要照片，还要求提供这些照片的说明，我当时还没来北大，便去请教时光和能找到的那些图片中的参与者（北平一解放狄源沧已参加了华北军区华北画报社，他还拉我去大红红锣厂18号，见到华北画报社的社长石少华，石说了许多欢迎大学生到他那里的话，但我对以摄影为职业从未想过，没有去）结合这些照片，使我补上了北大学生为争取民主而斗争的一课。有一张照片特别动人，大家手挽手排成队列冲破军警的封锁，其中一位情绪激昂，形象突出的是物理系的同学周帅先，还有一些参加过远征军的同学穿着军装打头阵。又如五柳村32期右上角那张学生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的照片，也是我们摄影学会拍摄的。这些照片的拍摄者多难以查清了。但不出狄源沧、时光*、和黄有熊几位。狄源沧为拍下这些照片还挨过打，他挨打后曾照有一张相，收藏在北大摄影学会，不知还在不在。
　　我们拥有许多图片资料，并及时拍摄一些学校内部的纪事，便洗印出来卖给同学。卖得最多是“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那张，是将学生队伍从民主广场出发游行，与黎明前的北海的两张照片叠印而成的。画面上表现出曙光正在游行队伍的前面升起。特别受到欢迎。这样卖了一阵后，我们想到不应仅次此而已，便想到配合学校当时要学生转向学习召开了师生代表会议，将有关的照片编排粘贴成为以图为主的墙报，出来后大家喜欢，刚公开不久的北大党总支书记叶向忠、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许世华看了都很高兴，要我们以后继续办下去。1949年秋天，地质系团支部选举我为支部委员，许世华知道后不愿我离开摄影学会的工作，通过团组织找地质系支部改选了别人。说起来似乎他有点干预基层的民主选举了，但他并非简单的命令，而是经支部和我本人同意，再次经过民主选举来解决。而在后来因理学院团总支需要我去工作，经总支全体团员大会把我选为总支委员后，许也不再坚持。于是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北大摄影学会。
　　看墙报
　　在我的记忆中，出墙报和开会时向主席台递条子，是北大人表达自己意见经常采用而且行之有效的方式。
　　墙报在北大的民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与民主广场西侧有一道矮墙有关，因为它正好位于从饭厅出来到图书馆、教室和灰楼女生宿舍的必经之地，墙报贴在这里，同学们饭前后常在这里驻足，效果特好。因为这堵墙是自由发表意见的场所，被命名民主墙说道这里，得把这民主广场先介绍一下，因为这个广场上现在满是房屋，不成其为广场，民主墙也没有了。
　　民主广场是由南边的红楼，北边的灰楼，和东西两边的墙围出来的一块操场，南北长约百米，东西相当红楼的宽度，短一些，是北大沙滩地区最大的一个操场，球赛经常在这里举行，冬天还可以在红楼及其北边两翼围住的地上泼水，造出一块溜冰场。它的闻名则因为是北大乃至北平其他学校的学生为了争取民主自由集会的场所。1947年5月20日全市近万名大中学生高举反饥饿反内战的横幅，从这里出发，在市内游行五个多小时，晚上仍回到这里，并正式命名这个广场为“民主广场”。
　　民主广场东边的墙，是沙滩校园的外墙，靠着一条常年没有水的沟；西边的墙则只是在校园内起划分区域的作用，仅一人多高，北边一段与灰楼连接，把这座女生宿舍和教学区隔开，中间缺一段，是从红楼去图书馆、北楼教室、地质馆和理学院的通道。缺口南边这一段墙比北边的短了许多，因为中间还有一段不是墙，而是比墙矮的小平台，广场开大会时作为主席台和演出文艺节目；平台后边是一个俱乐部，可容一、二百人。平台南边的墙只延伸了几米就连上食堂了。
　　因此，靠近食堂，贴墙报的最佳地段不过二十多米长，这里总是贴得满满的，实在没有贴的地方了，才贴到北边去。
　　别看这短短的一堵墙，上面贴出的不过是同学们自己手写的大字报，但它的影响却可以超过国民党官办的那些大报，因为同学们说的是自己的话，而且反映了众多平民百姓的心声。这自然要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嫉恨，但由于北大有着民主自由的传统，不敢公开压制，于是他们也指挥一些人办起一些墙报，为国民党辩护，但贪污腐败专制独裁的现实，使他们理不直气不壮，只能败下阵来；有时这些人恼羞成怒，夜里偷偷把别人的墙报撕掉，但总能被揭露出来，更为同学们所不齿；我到校后这种事只发生过一次，作案者姓金，外号“金鸡独立”，形容他在同学中的孤立。从这里我深深感到，自己有理就不怕民主，当然欢迎民主墙。1946年2月6日，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发表了以“学校要做民主的堡垒”为标题的社论，一开头就说：近年来，很多大中学校中有“民主墙”的设置，这是一个好现象。”随即又说：“民主墙的精神应该发扬，使整个学校，每一个学校都成为民主的堡垒。”这也正是当时我们北大同学的追求。
　　北大的墙报是用毛笔写在普通的片页纸上，字有核桃大小，写好了贴在墙上就行了，不象我在石室中学同学们出的墙报，字小，在书法、编排和纸张上的要求都很高，出一份墙报得费许多时间精力。
　　北大的墙报，形式虽不如我那中学的墙报考究，但对校内外的时事反映快速，谁都可以很快出它一张，发表自己的高见，如内容是大家关心的，写的又好，看的人会很多，人们甚至会端着饭碗出来边吃边看。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北大实行了民主管理，民主墙上的大字报继续热闹了好久，不过发表批评意见的少了，起宣传教育作用的多了,但民主监督的作用仍有表现，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对学生自治会主席的批评，这位主席就是我参加那次选举选出的，他从远征军复员到北大，讲起话干脆利落，显得很有魄力，给我的印象不错。墙报上揭露的主要是作风上的问题，具体是些什么事想不起来了，有一件则至今仍记得清楚，是他把私藏的手榴弹拿去炸鱼，这自然有损北大的声誉，特别这时他已是共产党员，一时同学中议论纷纷。民主墙上这些批评出来后不多久，学生自治会就换了主席，（那时的学生自治会是由多人组成的主席团领导，主席团的主席可以在任期中更换）这位同学在校内也见不到了，听说已调到校外工作。多年后始知他是转去做做翻译和教学工作，日子似乎过的还安稳，但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个组织领导能力很强的人，当时他以北大学生自治会的主席的身份，同时担任全国学联主席，要是没有这场挫折，仕途不可限量。
　　回想起来，当时上面重视民主墙上的意见，在领导岗位上的同学能上能下，都是可贵的；但有时也想，要是不把他调走，让这位主席有机会向同学们检查和沟通，得到大家的谅解后继续工作，不当主席作别的工作也好，可能是更妥善的解决办法。这样不仅对这位同学本人，对维护北大的民主传统也有好处，因为他毕竟是大家直接选举到学生自治会的。
　　从民主墙上的墙报我学到了许多，但那时我自己没出过墙报。1950年春天倒是有了机会，我被调到北大团委宣传部去办北大的团报《年青人》，当时物质条件差，这团报也就是大字抄出贴在民主墙上，不过其性质与任务已和先前那些墙报有很大不同，这里就不多谈了。
　　我在北大时，经常有名人来作讲演，大家可以自由参加，一般在北楼礼堂或民主广场西边的俱乐部，预计来听的人多，才安排在民主广场，象1949年春天，郭沫若和侯外庐从香港经大连到北平参加新政协，刚到就来北大作报告，大家都感到新鲜，听的人特别多，讲台设在民主墙中间那个平台上，郭沫若说青年是人类的春天，到了北大，他沐浴在春天的海洋里了，讲的很激动，兴起时一挥手，将面前的茶杯挥到了地上，这热烈的情景至今我还记得。陈毅、陈绍禹（王明）、萧华、荣高棠等来作报告也都在民主广场，陈老总讲时，是在民主广场中间搭的讲台，四川腔我听起来好懂，他说是自己是北大半个校友，因当年他住在沙滩，曾到北大旁听；他的讲话很有风趣，广场上不时发出笑声；茅盾也来讲过一次，安排在俱乐部，我去听了，他的口音实在不好懂，听不明白，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只是出于礼貌没有走；陈绍禹可谓臭名远扬，名声也就很大，到会的人特别多，至少大家想看看这人是什么样子，这次他讲婚姻法，联系到红楼梦和社会生活，口若悬河，不过就象欣赏一场表演，没留下什么深刻的东西；后来李立三来也来北大讲过，但不知怎的没上广场而是在广场西侧的大饭厅。报告一般在周末举行，多半是学生会去请，因为北大学生名声在外，而且是娃娃来请，大人物也不好不给点面子，一般是一请就灵。在听这些报告时，一项很有兴趣的事，是向主席台递条子。将自己对报告的意见、疑问和要求演讲人回答的问题写在纸上，折叠成一条再绕成个圈，这样传递时就不致散开。从下面一人接一人地向前传给大会的主持人；主持人收到条子打开看一下就交给讲演者。传递时大家都遵守一条规矩，决不拆开来看，因此除了主持人，别人不知道纸上写了些什么，而主持人则不知道是谁写的，这就保证了大家无顾虑地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条子中的意见，有些是对讲的太快太慢或罗嗦这一类演讲技术意见。对内容上提出意见的时候也很多，有的演讲人当场就回答了，这样便丛单方面的灌输变成了互动的讨论。有时条子中提出的问题是不那么容易回答的。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李立三来讲演那次，主题是中苏关系，时间正值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条子中提出：苏联为什么占据旅大？为什么搬走东北的工厂设备？新疆中苏合营的有色金属公司他们的股份为何要过半？还有苏军在东北强奸妇女这些问题；还问到了你对立三路线现在怎么认识？面对这些难题，李立三一一回答：苏联不占旅大，蒋介石早占去了；苏联占着解放区还能有个通向外面的窗口。（是的，郭沫若他们就是经过这里进来的）但马上就有有条子递上去，问：那么现在该还了吧。回答：现在还有美帝，苏联在那里是替我们看大门。苏军为什么把机器搬走？答案相似，他不搬就是蒋介石的了。同样有条子追问：现在为什么不还？回答是：那些设备已旧。他们会用更新更好的设备援助我们。新疆的有色金属公司的股份苏联占的多了，大概李立三也不认为是对的，只是说：现在我们没力量，资金技术都得靠人家，他要多占点也只好如此。李立三承认苏军在东北纪律不好，解释为那时战争已打了几年，苏军伤亡很大，到东北的军队有许多是刚征集的新兵，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对这些问题苏方已做了严肃处理，还枪毙过罪犯呢。对立三路线没有多说，慨叹一声：那时年轻嘛。李立三对递上去的条子的回答，虽然有些地方并不能使同学们完全满意，但感到他是个老实人，是在说实话，态度是诚恳的。因此，仍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其他的报告会，包括校内自己开的大会上，都少不了有人递条子，但都不象李立三报告这次那样精彩，已记不住了。递条子也不光是提问题，还有对讲演人表示鼓励、希望和发表感想的，碰到这样的条子，主持人常选择一些宣读，顿时会场就会活跃起来，台上台下融合成一片，这样的场面在当时也是不少的。因此我以为这递条子，也是北大民主生活的一部分。
　　我没当成记者，死心塌地干地质了1949年秋季开学前，新华社在北平招考记者，我那想当记者的愿望又冒出来了。准备去投考,冯钟广知道了，找我去谈话，劝我还是留在地质系读书，因为国家要搞建设了，需要技术人员，所以现在离校参加工作的，多是文法学院的同学。的确是这样，象地质系我们这班才有十二个人，但那时我没听进去；他便找张群玉来做我的工作。这是我已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张这时在团委工作，正好管得着。一天她找我去，在民主广场排球场的网柱旁边坐下谈话，她讲的道理和冯钟广一样，要我自己好好考虑，希望我改变主意。只是我的主意仍未改变，还是去投考了。
　　先是笔试，总的说来还顺利，就是考了俄语，我还没正规学过，幸亏考题也很简单，只需翻译一些单词，有些词当时已在常用，如真理报中的真理我已认得，因此也胡乱答上一些。没几天通知来了，笔试已过关，叫我去口试。这口试很简单，问你为什么来考和个人的情况（报名表上填有一些但很简单），现在问的比较详细。主考者见我是团员，便问：你来考，组织上同意吗？如果说冯钟广找我谈话或者是出于友谊的规劝，那么张群玉找我谈话则当然是代表组织，我如实讲了这些情况。因此我这口试的结果，不用说大家都知道了。
　　回想起来，我这次行为，要是在晚些年代或别的什么地方，很可能被认为是无组织无纪律，至少是组织观念不强，从而受到批判。领导找你谈话了你还不听！但当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张群玉没有把自己看成不可冒犯的领导，青年团的干部是青年的朋友，而且北大还保持着尊重个人志趣的传统，你想转系，只要条件适合便可以办；现在是想当记者，到新华社去，新华社也是共产党办的，性质和转系也差不多，这成什么问题呢。既然不是什么问题，事情过去也就过去了，谁也没有放在心上。到二年级地质课增多了，，特别是暑期随马杏垣教授到密云作了为时一个多月的野外地质工作后，兴趣大增；加上这时李文达老师引导我向写科普文章发展，我对写作的爱好也有了用武之地，于是这回不仅是不离开地质系了，而且觉得学地质真有意思。进入三年级，去宣化下花园实习后我写的一份报告，受到马先生的赞赏，被保存在系图书馆；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地质系连人带图书资料全部并入北京地质学院，原为北大大图书馆馆员这时也调到地质学院的张光则先生见到这份资料，又将它装订起来继续保存下来。但这时我却早已离开北大地质系了。
　　重温旧课 不改初衷
　　那是在1951年4月中，我们全班在王嘉荫教授带领下，参加周口店的地质实习回来。这次实习收获丰富，特别是发现那里开采石灰岩后残留的不能烧石灰的石柱，实为形成较晚的洞穴沉积，从中采集到大量鱼类化石，大多形象完整，大家都很兴奋。按照系里的安排六月份我们还要到河北平山县去作地质实习，听说那里的岩石矿物很有特色，能找到大个的矿物晶体。大家都摩拳擦掌等着再出野外呢。没想到一回来团委中管组织工作的胡孝宣就通知我，组织上要调要我到到团市委的大学委员会（有时又称为大学部）去工作。
　　对这次调动，我到没有感到十分的意外，因为此时我已在北大团委工作了一年多，除了参加地质系团组织的活动，即通常说的组织生活，团委这十来个人也经常交流思想，展开批评自我批评，大家都是透明的，虽来自不同的院系，彼此都已相当的了解，那年过春节，大家在张群玉的宿舍聚会，她说我对新鲜事物敏感，适合做青年工作，我就有一种预感，是不是他们打算把我“脱产”（“脱产”是脱离生产的简称，指不当学生、工人、农民或从事其他有薪给的职业了）专门做团的工作，但估计是留在北大团委，因为这两年北大招生数字激增，青年团员也多了，开全体团员大会时北大已没有礼堂能装下，得去借用旁边的中法大学的礼堂，但专门做团的工作的脱产干部，开头只有团委书记张群玉一个人，后来增加到三个人也忙不过来。果真要我脱产就脱产吧，在这个集体中工作我感到愉快。
　　没想到是去团市委，不过这大学委员会我已熟悉，他们的副书记张治公经常来北大参加我们的活动，他本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为人耿直，开会时常与人争得面红耳赤；书记汪家鏐（qiu）则本是北大教育系的同学，张群玉之前的北大团委书记，性格温和，平易近人；此时林寿屏也已调到那里去了，而这次与我同时调去的还有工学院三年级的徐卓，此时他是工学院的团总支书记。
　　那时我对作青年工作，已感到是一种愉快，因为青年总是比较纯洁的，和青年人在一起，自己的精神也得到净化，何况当时我和他们一样年轻，后来年龄逐渐大了，这种感觉仍保留了下来，而这种青年人单纯的性格显然与复杂的社会难以适应，为此，我和我在北大团委及团市委大学委员会的许多战友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少人被扣上右派、右倾、反革命修正主义以及牛鬼蛇神各种名目的帽子，受到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但我发现没有人后悔，而且都怀念那一段纯洁的青春的岁月，白发苍苍了，仍总想找回历史的记忆。我写下了上面的文字。
　　对我来说，这次“脱产”，无疑是我人生一大转折，虽然没多久，因建立北京地质学院的需要，我又回到作为这所学院校址的原北大工学院，与原北大地质系的师友再次朝夕相处，但终究未能和他们一样专门从事地质学的研究了，用当时通行的话来说，我成了万金油干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整我的人把我抬高了，把我封为“大杂家”，其实我自己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我们班十二个人，除去过早地不正常死亡的二人，现已有三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他人也都学有所长，而且依我看够得上院士的还有人在，比起来我是相形见绌了。因此有人为我当年的“脱产”惋惜，我倒没有这种感觉，因为这是经过自己的思考，自己作出选择。今年我七十二岁了，但我时常感到青春仍并未在我的身上完全消逝。我在北大读书实际上不到三年，但这段时间对我的人生观的确立和生活道路的选择，其了决定的作用，老北大的民主教育使我懂得，民主就是要自己做自己的主。
　　我格外感到庆幸运的是，如果当时我不“脱产”，我与德坚将无从相识。也许我真的失去了某些功名利禄，汽车房子、谀词媚语之类，但在这世界上，难道还有比得到德坚，得到人间的真情更珍贵的吗！我始终无怨无悔。
　　（文/陶世龙，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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