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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钓鱼岛，可以租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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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的最后一天，北京的《新京报》以“中国保钓联合会欲租用钓鱼岛保钓活动渐趋理性”的标题，报道了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成立的消息，并刊登了对该联合会会长童增先生的访问录。这位在2003年以出版《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患录》而喧哗一时的反日人士，提出了比基因武器论更加耸人听闻的主张：向中国政府申请租用钓鱼岛。据报道，童先生的解释是： 【童：我们正向有关部门进行咨询，因为国家不是刚出台新政策嘛，允许个人租用无人岛屿，所以我们想租下钓鱼岛进行开发和经营。 《新京报》：这个举措很有想像力，也挺大胆的，你觉得国家会批准吗？ 童：我们正在努力，肯定会有一定难度，但我个人对结果感到十分乐观。】 本人看了这个报道，不禁又要喷饭。童先生说的这个“允许个人租用无人岛屿”的“新政策”，是国家海洋局、民政部、总参谋部于二〇〇三年六月十七日公布的《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管理规定》。不知道童先生是忙于补充他那漏洞百出的基因武器论、还是忙于为尚未合法正式成立的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寻找挂靠单位，反正本蟀肯定童先生没有细细读过这个《管理规定》。否则，这位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硕士研究生是不会如此口吐狂言的。 要了解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是否可以依法向中国政府租赁钓鱼岛，首先应当看看《管理规定》的使用范围。根据该《管理规定》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及其他管辖海域内，从事无居民海岛的保护与利用活动，适用本规定。”中国政府一贯重申，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那么，从这一条规定来看，似乎可以租赁属于中国领土的钓鱼岛。但是，且慢。《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中，对“无居民海岛”的定义做了具体规定： “（一）无居民海岛，是指在我国管辖海域内不作为常住户口居住地的岛屿、岩礁和低潮高地等。” 请注意“在我国管辖海域内”这个定语。这也就是说，不仅这些岛屿等应当是属于中国领土，而且还必须在中国管辖海域内。按照这个定义，钓鱼岛是否属于《管理规定》中可以由单位和个人租赁的无居民海岛呢？这里，要回顾一下钓鱼岛的现状以及我国政府对钓鱼岛问题的一贯立场。 首先，钓鱼岛的实际控制问题。二战结束后，美国长期占领该岛。1972年，美国向日本归还冲绳时，将钓鱼岛一并交给日本。此后，日本一些极端分子强行登岛，对钓鱼岛进行实际上的控制。日本政府从1996年开始研究强化政府对钓鱼岛等岛屿的管理措施，目的是为实现对这些岛屿的长期稳定的控制和保护自然环境。自从日本政府2002年4月以租金2256万日元的价格租下了钓鱼岛及附近的南小岛、北小岛三个岛屿，日本政府就开始采取租借方式从日本国民手中获得了对钓鱼岛的管理权，此举目的是限制转售该岛，阻止第三者登岛，并在外交交涉中显示日本政府的强硬立场。当时的报道认为，这是在有争议的领土问题上，日本政府第一次采用阻截方式进行实际控制。近年来，日本海上保安厅一直对钓鱼岛一带海域进行着实际警戒。 其次，中国政府就钓鱼岛的立场。中国政府一贯声明，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的历代政府都对此岛拥有主权。鉴于中日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有不同主张，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两国政府从发展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达成了搁置争议、不采取单方面行动的谅解。1978年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日本时曾提出搁置争议、在更加广泛领域发展两国合作关系的指导思想。邓先生当时表示，两国政府把钓鱼岛问题避开是明智的，将来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方式。他还提醒说，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刺，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日本某些人无论怎样炒作，都改变不了历史的事实；中国不在这个问题上炒作，并不表明中国的软弱，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避免这一问题干扰发展中日关系的大局。 由此可见，尽管中国一贯坚持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主张，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大陆的中国政府没有对钓鱼岛实行过实际控制。钓鱼岛海域也不是我国管辖的海域。无论某国对某地的领土声称权如何，如果这块地不在其实际控制范围内，该国对这块地是没有处置权的。例如，日本声称它对北方领土拥有主权。但是，日本政府可以向第三国出租它在齿舞、色丹、国后、择捉四岛的任何一块地吗？不能，因为北方领土处于俄国的实际控制下。同样道理，中国政府一贯声称台湾属于中国领土。但是大陆的中国政府可以向童增先生出租台北市中心的一块地皮吗？不能，因为台湾处于台湾当局的实际控制之下。 既然钓鱼岛不在我国管辖的海域内，那么《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管理规定》就不适用。既然《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管理规定》不适用，那么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根据《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管理规定》向中国政府申请租赁钓鱼岛的设想，就和基因武器论一样，属于天方夜谈类的美好幻想。 如果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想就这个租赁钓鱼岛的计划开始向公众募捐，捐款的人士在写支票之前，一定要三思，不要在这个不现实的项目上浪费精力和钱财。 （文/蟋蟀王，摘自天涯。本文仅供参考，文章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新闻背景】中国保钓联合会要租钓鱼岛进行开发和经营 人物档案 童增，副研究员，1956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后攻读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硕士研究生。 上世纪90年代，提出国际法上的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理论，引发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现为北京一家投资公司董事长，同时兼任两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1991年3月25日曾撰写关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万言书而引起关注，今年出版《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患录》，针对SARS问题提出了基因武器论。 核心观点 很长一段时间，保钓活动都是个人行为，现在有了联合会后，就形成了一个合力，发挥出团队的力量。 有了团队之后，保钓运动会愈发成熟，经费的募集、管理、使用也会更加规范、透明。 我们中国人根据中国法律依法对钓鱼岛开发经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们正在申请开辟一条航线，让中国人可以赴钓鱼岛观光。 我们根据“国际法”对自己领土开发是一种实质性的捍卫领土完整的行为，对于宣示主权更具实际意义。 要把网上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区分开来，网上那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也就是“愤青”，我们是不赞同的。 中国的民族主义并不极端，一旦从网上转入网下，到具体的操作和活动组织上，它就会变得非常理性，我们在保钓活动中，一直最强调的就是自始至终的理性。 对话动机 12月26日至28日，全球华人保钓论坛在厦门召开，来自海峡两岸和香港地区以及北美、南美的30多位代表参加了此次论坛。海内外保钓人士回顾了以往的保钓行动，商讨建立联络机制，并为今后的保钓行动做筹划。保钓论坛上一致通过了《保钓宣言》，同时，宣布成立“中国保钓联合会”，童增被推为会长。 昨日，童增在北京接受《新京报》采访，介绍了保钓组织的一些具体情况，并且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想法———租用钓鱼岛。 保钓行动各有分工 《新京报》：你能谈谈这次“中国保钓联合会”成立的背景和过程吗？ 童增(以下简称童)：这次在厦门召开的全球华人保钓论坛是由“中国爱国者同盟”、“918爱国网”、厦门一家网吧共同发起和组织。其实，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早在1996年的时候就成立了，只不过一直都是名义上的存在，并没实质性的活动，这一次是正式挂牌，并且有了常设机构和专人负责，办公室设在厦门。此次《保钓宣言》由一位加拿大华人撰写，我们在论坛上作了修改后对外发表。 《新京报》：联合会的组织框架是什么样的？ 童：大家推我为会长，但副会长的人选现在还没定下来。会长之外还有七个常务会员，分别是冯锦华、张立昆、李南、李义强、虞海泽、卢云飞、周文博；然后还有一些顾问，这些顾问中有人是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新京报》：联合会的常务会员今后有没有工作上的分工？ 童：目前还没有完全定下来，但基本的分工已经敲定。“爱国者同盟网”的创建人和站长卢云飞分管宣传工作；具有多次保钓出海经验，多次担任保钓行动总指挥的张立昆分管出海工作；保钓志愿者李南分管联络工作；李义强就是发起这次论坛的厦门一家网吧的老板，厦门办公室的那边的工作就由他来负责。 《新京报》：根据中国的法律和政策，成立社团协会要有挂靠单位，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现在挂靠在哪一家单位？ 童：我们没有挂靠单位，真的。 《新京报》：那么联合会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了没有？ 童：也没有，但我们一直在按照程序向有关部门进行申请和咨询。 《新京报》：此次论坛召开和联合会成立好象很低调，很多媒体都不知道。 童：是的，我们只通知了两家媒体，一个是新华社，另一个是当地一家媒体。我们怕关注的媒体太多了，大家说法太乱的话不好。而且我们在人数上作了控制和筛选，因为想参会的实在太多。有一位农民带了一笔钱跑到北京找我想参会，被我婉言拒绝了，还有30个想参会的人不知道论坛举办的确切地点，居然跑到福州去找我们。 《新京报》：你们组织保钓活动以及开这次论坛，经费方面如何解决？ 童：这次赴厦门召开论坛，住宿、吃饭费用都是自理，会务费由我来出，资助了几千元。很多民间保钓人士生活虽然不至于穷困潦倒，但也谈不上富裕，经费基本上都是自理，负担还是比较重。后来我们组织了出海保钓活动，逐渐有了些捐款。上次出海保钓，我个人捐赠了2万元，但冯锦华和张立昆都将这笔钱平均分给了每个出海的志愿者。 《新京报》：很多人曾表示很关心你们保钓活动中所募集经费的管理、使用，你有何看法？ 童：现在想向我们捐款的人很多，也有人提出过这种问题，曾有人对我们表示过：“我可以向你们捐款，但你们得公开化，合法化”。我想，在有了团队之后，保钓运动会愈发成熟，经费的募集、管理、使用也会更加规范、透明；但我们以前仍然把经费的使用状况在“918爱国网”里进行了公示。 《新京报》：联合会的成立对保钓运动有什么意义？ 童：很长一段时间，保钓活动都是个人行为，现在有了联合会后，就形成了一个合力，发挥出团队的力量。 我们要租用钓鱼岛 《新京报》：“中国保钓联合会”成立后，你们会有些什么举措？ 童：我们明年同样会举行出海保钓活动，为此，保钓志愿者们正在作准备，天天在练习，但近期正在实施一个大的举措，争取租用钓鱼岛…… 《新京报》：是吗，这个举措比较令人吃惊，能否具体解释一下。 童：我们正向有关部门进行咨询，因为国家不是刚出台新政策嘛，允许个人租用无人岛屿，所以我们想租下钓鱼岛进行开发和经营。 《新京报》：这个举措很有想像力，也挺大胆的，你觉得国家会批准吗？ 童：我们正在努力，肯定会有一定难度，但我个人对结果感到十分乐观。 《新京报》：即使你们租用钓鱼岛的申请被政府批准了，但有没有考虑过很现实的棘手问题，就是你们如何登上钓鱼岛进行经营和开发呢，据我所知，钓鱼岛是有日本军舰守护的。 童：这不要紧的！首先，钓鱼岛是中国领土，日本染指钓鱼岛是窃取我国领土的行为，我们中国人根据中国法律依法对钓鱼岛开发经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实问题我们也考虑到了，但只要申请得到国家批准，剩下的问题民间来解决，至于跟日本打官司、交涉什么的那是我们的事了。所以，不要担心，先拿到租赁权再说！而且我们正在申请开辟一条航线，让中国人可以赴钓鱼岛观光。 《新京报》：日方有没有在钓鱼岛上进行开发和经营？ 童：就我们所知，日本还没有开发钓鱼岛，据说钓鱼岛目前归日本一个家族“拥有”，但听说日本想把钓鱼岛租给美国人作靶场。 《新京报》：你认为获得钓鱼岛租用权对于保钓运动有何帮助？ 童：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管从历史渊源还是地理构架上说，钓鱼岛都是中国的领土；我们根据“国际法”对自己领土开发是一种实质性的捍卫领土完整的行为，对于宣示主权更具实际意义。 民族主义要拒绝非理性 《新京报》：针对民族主义的讨论现在比较多，尤其是极端民族主义，持各种观点的都有，批评者有之，褒扬者有之，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童：我认为民族主义在中国只是处于起步阶段，作为一种精神，民族主义在每个国家都存在；即使在欧洲和美国，尤其在“9·11”之后，民族主义色彩也很浓厚。不过，要把网上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区分开来，网上那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也就是“愤青”，我们是不赞同的。对待网上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我们也要换个角度看，平时生活中压力比较大，到了网上就无所顾忌的发泄；其实不过是一种情绪的宣泄罢了，它不能代表主流的民族主义。而我们所宣扬的民族主义是指和平、理性的民族主义。 《新京报》：你认为民族主义怎样可以避免走向极端？ 童：其实，中国的民族主义并不极端，一旦从网上转入网下，到具体的操作和活动组织上，它就会变得非常理性，说明中国人非常成熟了。我们在保钓活动中，一直最强调的就是自始至终的理性。《新京报》：你与那些看法不一致的人士是否曾就有关问题进行讨论和交锋，例如，前段时间你写了本书《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患录》，其中提出了基因武器论，似乎引来了不少批评和争论。 童：这方面的交锋和讨论还真的很少，一般我是不作回应的；一方面我要管理公司的事务，一方面还要从事对日索赔和保钓活动，时间并不多。 民间保钓记事 第一阶段 1970年9、10月间，香港学生兴起保卫钓鱼岛运动，11月下旬，行动得到美国威斯康辛和普林斯顿两大学学生呼应。 第二阶段 1996年7月“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北小岛设置太阳能灯塔。 同月，日本政府宣布实施二百海里专属经济区，把钓鱼岛列岛包括在内，并派出海上自卫队舰艇巡逻。 9月2日香港成立“保钓行动委员会”，并计划借船在下月五日到钓鱼岛拆毁灯塔。 9月22日由“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主办的“首航钓鱼岛”突击队18名成员和42名中外记者，乘坐“保钓号”出发前赴钓鱼岛。 9月23日保钓行动委员会10名代表及台湾保钓人士一行60多人分五船进入钓鱼岛水域，受到16艘日本军舰围堵，对峙两小时后放弃抢滩计划回航。 9月26日“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召集人陈毓祥从保钓号跳下钓鱼岛附近水域，表示中国人有权在国土领海中游泳，不幸遇溺身亡， 10月7日港台保钓人士陈裕南、曾健成及金介寿成功登陆钓鱼岛。 第三阶段 2003年6月22日，冯锦华、张立昆、罗就(港)、曾海丰(港)等15名人士组成中国民间“保钓团”，从浙江省玉环县出发，前往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宣示主权。 6月23日上午8时50分左右，“保钓”船在距离钓鱼岛不到50海里的地方遭日本海上保安厅多艘军舰和飞机的拦截、驱逐。 当日下午3时许，“保钓”船被迫返航。 10月9日，一批内地、港台民间人士再次组织出海保钓，在前往钓鱼岛途中遭到日本多艘军舰的拦截，保钓人士几经努力之后不得不于20时15分返航。返航点距离钓鱼岛仅百米。 （来源：光明网-新京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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